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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論文選題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講述了自己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一些體會和探索：一是注重學生對作品的誦讀；二是以解讀培養(yǎng)學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進教學方法；四是積極運用現(xiàn)代信息技術。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淀下來的文學遺產(chǎn)，是珍貴的民族文化精品。學科內容綜合性強，知識覆蓋面廣，教學難度極大。然而，在教授這門課時，不少教師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乃至教學模式基本還是因襲傳統(tǒng)。課堂上，教師憑借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一本書、一張嘴，唱著“獨角戲”，從文學史到作品選，從思想內容到藝術特色，滔滔不絕，學生只是被動接受，久而生厭。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學中蘊藏著豐富的思想底蘊、深厚的文化內涵。當下，涵蓋了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的國學復興熱再次興起，對文學遺產(chǎn)中思想底蘊的發(fā)掘和繼承使學生有了學習古代文學的濃厚興趣。如何利用好學生的“古代文學情結”，調動其學習古代文學的熱情，并使之產(chǎn)生持久的動力，是我們應該積極探索的。我在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工作的幾年間，將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和現(xiàn)代技術結合起來，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一、注重學生對作品的誦讀，培養(yǎng)其對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學期開始，我都規(guī)定一些閱讀和背誦的篇目，認真地抽查學生的完成情況，并將其作為考核學生平時成績的內容之一。誦讀，可以加深對文學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學生想象力的培養(yǎng)，進而較準確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內涵。在古典詩歌的教學中，這一點尤為重要。它可以將學生“帶回”千百年前，讓他們的現(xiàn)代生活、情感與理念與古人的生活、情感與理念相融合，與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體驗產(chǎn)生共鳴，進而獲得美的享受。如講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讓學生通過誦讀，體味“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涼氣氛，體味天涯淪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讓學生對當時沉悶的時代氣氛有深刻的感悟。誦讀，可以充分體悟詩歌的語言美。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都蘊含美的情感，通過朗讀活動，可以使之滲透于學生的心靈。吟詠朗讀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諦，還可以使人在不經(jīng)意之間對朗讀時那抑揚頓挫的語音、錯落有致的節(jié)奏與奇特嚴謹?shù)慕Y構擁有深切的體驗。對學生來說，言語內容美與形式美對他們的思維活動的影響是不容易被察覺的，但卻是幫助他們理解文章的強大力量。因而，在讓學生感知言語內容美與體悟言語形式美的過程中，要盡力誘發(fā)其審美情感，提高其朗讀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同時，誦讀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提高他們適應生活的能力，陶冶他們高尚的情操，豐富他們多彩的生活。

二、以創(chuàng)造性的解讀，培養(yǎng)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

文本解讀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一個審美的過程。好的解讀，有助于學生對作品的欣賞，能使其體會到作者對生命的感悟，并與作者進行對話，從而逐漸養(yǎng)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如講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在欣賞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讓學生討論：蘇軾的這首詞千百年后為什么還會令我們感動不已？是表達了蘇軾思想的苦悶，還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現(xiàn)了蘇軾對人間生活的熱愛？通過討論，學生明白，這些說法自有其道理，但僅僅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的。它的動人之處在于，一是揭示了人類的一種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絕對的，我們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無缺，只能在絕對的缺陷中尋求相對的完滿；二是蘇軾以博大的胸懷對人們發(fā)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互相關懷和撫慰。因此，蘇軾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終撥動著人們的心弦。這樣的解讀，詮釋了作品的內在價值，拉近了古代作品與現(xiàn)實生活的距離，從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共鳴，取得了育化心靈的效果，提高了學生對作品的鑒賞能力。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解讀過程中，啟發(fā)學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學的.文化背景中去，觸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脈搏，使學生初步掌握從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鑒賞詩文，同時引發(fā)學生對文化現(xiàn)象的思索。這是非常重要的。講陶淵明，我告訴學生：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隱逸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隨著時代的變遷，人類的進步，這種文化現(xiàn)象幾乎已經(jīng)消失，但作為一種人格，后人對陶淵明又非常推崇；作為一種觀念，它還或多或少地影響我們現(xiàn)代人，你將怎樣看待陶淵明的隱逸呢？有的學生認為，陶淵明拋棄做官而歸隱田園，表明他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潔身自好的價值取向，這種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則認為，陶淵明的這種隱逸人格不值得歌頌，這種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們面對黑暗和邪惡都不聞不問、裝聾作啞的話，我們這個社會將會是什么樣子呢？還有的說，陶淵明在歸隱中心靈得到了安頓，人與自然融合在一起。這對與我們現(xiàn)代人來說，應該有所啟示。假日之際，人們總想離開城市的喧囂，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讓浮躁的心靈得到凈化，可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卻越來越糟糕。盡管觀點不一，但閃爍著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闡釋、作家的評析與現(xiàn)代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拉近了學生與古人的距離，提高了他們的鑒賞水平。

三、改進教學方法，培養(yǎng)學生創(chuàng)新能力。

傳統(tǒng)的古代文學教學，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yǎng)和個性發(fā)展，忽視了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鑒于此，我開始嘗試進行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改革，在教學過程中盡可能改變以課本為本位、以教師為中心、以強硬灌輸為手段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借鑒一些先進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

辯論法。經(jīng)常拿出一些在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讓學生們自己討論。在正式討論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預備工作：事先布置好討論的題目，讓他們圍繞自己的觀點去查資料，并選出各自的代表發(fā)言人，非常類似于現(xiàn)在的辯論賽；我也要盡可能多收集資料，猜測學生會運用哪些論據(jù)來證實自己的觀點，并模擬他們爭論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調解和補充。每學期我搞兩三次這樣的討論。如在講“先秦文學”中諸子思想時，涉及一個非常復雜的“人性”問題，孟子主張“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師荀子則認為“人性惡”。討論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從多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有理有據(jù)。事后學生自己說，這次討論逼著他們看了很多理論書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辯能力。

比較法。古代文學中很多問題可以說至今尚無定論，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將諸家之說介紹給學生，并組織他們對多種答案及多種思路進行比較選擇，從而激活他們的思維，培養(yǎng)他們的創(chuàng)新精神。例如，學習王維的山水詩，要求學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時期有關知識分子對山水的關注的資料，從比較分析中鑒賞王維對中國山水詩的貢獻。又如在講到“楚漢之爭”這段歷史時，我要求大家對導致這場戰(zhàn)爭的兩個主要人物——劉邦和項羽進行詳細比較，劉邦作為一個無賴何以奪得天下，項羽既然是一個英雄為何卻走向末路？學生通過激烈的討論來總結兩人的得與失，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了這段歷史。還可以通過古典文學的現(xiàn)代改編問題，思考古代文學的經(jīng)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據(jù)古詩詞改編的流行歌曲，像《別亦難》、《新鴛鴦蝴蝶夢》、《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課堂上欣賞，讓學生去尋找原文，從而思考古典文學歷久彌新的原因，激發(fā)他們學習古代文學的熱情。

四、積極運用現(xiàn)代信息技術，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決定了其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但長此以往，教學難免單調，因此，有必要通過一些現(xiàn)代信息技術的運用進行調節(jié)。在種種探索性改革中，現(xiàn)代信息技術的運用無疑是實施起來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辦法。

音響媒體方面，可以運用便于攜帶的mp3加小音箱。課堂上通過欣賞相關的音樂，加強學生對古典文學作品的理解，如在講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詞時，先讓學生欣賞鄧麗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們帶進一個哀傷、凄涼的意境，然后對作品進行解讀，從而使他們對這首詞表現(xiàn)的李煜思鄉(xiāng)之情、亡國之恨有一個深刻的了解。在講解《史記·項羽本紀》時，可以讓學生欣賞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學生對楚漢戰(zhàn)爭的形勢、人物個性有更直觀、豐富的了解。

聲像媒體方面，包括對電視、dvd、電腦、投影儀等的運用。如在講授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時，可以組織學生觀看古典名著改編的影視作品，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使教學內容更加引人入勝。

將以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多媒體課件運用于古典文學教學中，不但節(jié)省了課堂板書的時間，而且增加了課堂教學的內容和深度，給教和學帶來了巨大的便利。教師可以在課件中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教學資料，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學術研究動態(tài)等，并突出教學重點。尤其是在詩詞教學中，將講讀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樂、畫面、朗讀、前人的評論等，教師再加上一些疏通與點撥，便會得到很好的教學效果。

中國古代文學永遠不會像今日的某些時尚潮流一樣紅極一時，但也不會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樣成為“明日黃花”。如果教師在教學中真正引導學生進入中國古典文學的藝術殿堂，使他們體味到古典文學的永恒馨香，將是對學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幫助，而不僅僅是滿足于學生對局部知識的掌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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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嘉林.注重學生人文素質的提升——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遵義師范學院學報,,(1).

3、毛義玲.現(xiàn)代信息技術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j].文學教育,2007,(10).

中國古代哲學智慧論文

身體是人生之根本，但關于身體的問題，從古到今的哲學家關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學都曾試圖超越身體，甚至想要抹殺身體的存在。西方哲學長期持身心二元論，認為心靈或靈魂才是哲學社會科學關注的對象，而身體則被納入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中國古代哲學雖有注重修身的傳統(tǒng)，但亦實以“心性之學”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來，哲學開始關注身體與思想之間的隱秘聯(lián)系，尤其近些年來，“身體”開始進入西方思想和學術界眾多學者的研究視野。相比之下，國內學者對身體和身體哲學的研究相對滯后。下面發(fā)表的兩篇文章，代表了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20世紀上半葉，在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現(xiàn)象學綱領的感召下，現(xiàn)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輕的哲學家們，在對傳統(tǒng)哲學種種業(yè)已被視為不易之論的本體論假定給予大膽質疑的同時，發(fā)起了一場為再造傳統(tǒng)而先行奠基的哲學上的“尋根”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雖種種新見迭出不窮，但最具顛覆性和原創(chuàng)性的工作則屬法國現(xiàn)象學家梅洛-龐蒂的對所謂“身體”的本體論意義的木曷橥。與傳統(tǒng)西方種種業(yè)已意識化的哲學不同，梅洛-龐蒂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稱：“世界的問題，可以始于身體的問題。”其實，梅氏這一宣言不僅是對西方傳統(tǒng)哲學致思取向的根本糾撥，而且也為我們真正切入中國哲學、為我們溯尋中國哲學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說，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國哲學之“根”，既非西方傳統(tǒng)思辨哲學中的那種“意識”，也非晚出的中國哲學中的所謂“天理”或“人心”，而是誠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見奇地體現(xiàn)在我們每一個人活生生的身體之中。

這種根于身體的哲學本體論，除了表現(xiàn)在中國古人對宇宙的終極性思考不是發(fā)端于對世界的“驚奇”而是始于對人自身人身處境的“憂患”之外，還集中地表現(xiàn)在其以一種“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誠”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體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在作為中國哲學源頭的古老的《易經(jīng)》中，這種宇宙真正的起點和本源就是所謂的“太極”。“太極”的“太”字即為“大”字的引申義。而“大”字按許慎《說文》，其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體形狀。這一字形在中國古代的甲骨文和后來的銅器銘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證。因此，該詞源學的考察表明，對于去今已遠的中國古人來說，其是通過一種所謂的“依形軀起念”的方式來構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極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體現(xiàn)。而要真正理解這一“下學可以上達”的奧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國古人對“身體”概念的獨特的理解，以及我們稱之為一種所謂的中國式的“身體現(xiàn)象學”理論。

中國古人之于“身體”概念理解的獨特性在于，與西方人那種作為純粹物理對象的軀體不同，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之身除作為物理對象的軀體之外，正如古漢語“身”字字義所表明的那樣，還兼有突出的“親自”、“親身”和“親自體驗”等等內涵。因此，在這里，我們毋寧說看到中國古人對身體的一種現(xiàn)象學式的還原。經(jīng)此還原，一方面，身體由一種異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這種還原又同時保持著現(xiàn)象的充盈豐滿而不犧牲身體的外部具體體現(xiàn)。因此，這一中國式的身體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對人類哲學史上種種二元論學說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諸如人與物，內在與外在、主觀與客觀、本我與非我等對立項經(jīng)由一種親身性的身體真正融為一體。而宋儒張載所謂的“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張子正蒙·誠明》）的論斷，以及為中國古代眾多哲人所大力闡揚的那種中國哲學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正是以這種現(xiàn)象學式的身體概念為其真正濫觴。實際上，在中國哲學中，這種現(xiàn)象學式的物我合一的身體也即一種“體用不二”的身體。這同時也意味著，對于中國古人來說，身體已不再局限為我的七尺血肉之軀，而是作為一種現(xiàn)象學意義上的非實體化的“潛在的身體”，也即“可能活動的身體”，以一種“借用顯體”的方式經(jīng)由行為向無窮無盡的大千世界顯現(xiàn)和開放，乃至于世界的萬事萬物都被視為是人身體行為的“目的論的項”，乃至于“人身雖小，暗合天地”，整個宇宙都被視為人自身的'身體場。而《易經(jīng)》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永遠“未濟”的宇宙圖式，與其說是對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觀規(guī)律的揭示，不如說恰恰是對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這一生命之旅的彰顯。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根于身體的宇宙論學說不僅表現(xiàn)為把人自身的身體視為宇宙的起點和本源，而且還突出地表現(xiàn)為以人自身的身體的發(fā)生生成機制來解讀宇宙本身的發(fā)生生成機制。這最終導致了在所謂“陰陽哲學”的名下，中國古人從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這一中國哲學的哥白尼式發(fā)現(xiàn)。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古人來說，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體的宇宙，看作是人身體的化身，那么對人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實就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這樣，“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人之身體來自男女這一發(fā)生學的原理其實就不僅是對人的身體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時也是對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宇宙的“原發(fā)生命機制”并非遙不可及、深不可測的東西。相反，“易則易知”，它就以一種身體體驗的方式下學而上達地體現(xiàn)在“造端于男女”這一夫婦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發(fā)端，而且也從中徑直開出了關于宇宙何以鴻蒙初啟、何以開天辟地這一中國古代哲學的“創(chuàng)世紀”的宣言。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古老的《易經(jīng)》不啻可被視為人類最早的“性學”經(jīng)典。從指代男根女陰的陰陽兩爻，到《系辭傳》中的“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這一性活動的直白，這些被今之道學家們視為“不正經(jīng)”而三緘其口的“身體書寫”，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古代首經(jīng)的堂殿以至于成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語言”。同時，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地”與“男女”相提并舉且作為不易之論而業(yè)已成為老生常談。所謂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辭上傳》），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系辭下傳》），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無不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正是基于這一徹底的泛性主義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無外”地被推廣到整個宇宙，又“至小無內”地被還原到每一個個人。中醫(yī)理論堅信每一個體身體生命都可陰陽辯證即后者的印證，以至于有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的《黃帝內經(jīng)》后不無詫異地驚呼，黃帝的身體竟是雙性同體的，這樣，西方人的“性別”概念就成了“錯誤的名詞”。

綜上所述，就中國古代的宇宙論學說而言，無論是其有關本源問題的理解，還是其有關發(fā)生機制的認識都無不系于身體，該學說與其說是一種基于思維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謂的“存在的哲學”，不如說是一種根于身體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謂的“生活的哲學”。這也充分說明了何以中國古人的終極性思考始終與身體性思考難分難舍地糾纏在一起，致力于所謂“安身”、“守身”、“貴身”、“返身”、“省身”的問題永遠是古之賢哲的第一等事，而對執(zhí)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種所謂的“以身為殉”的原始的焦慮始終使其憂心忡忡。同時，也正是從這種身體主義的宇宙論出發(fā)，才使中國古代“世道”同于“醫(yī)術”之說得以成立，孫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醫(yī)”，古人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yī)”。人們看到，后現(xiàn)代主義者尼采所謂的哲學就是醫(yī)學或生理學這一在西人眼里驚世駭俗之論，其實對于中國人來說卻了無新意，早已被中國古人目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國哲學中這一身體性特性除了集中體現(xiàn)在其宇宙論理論外，還普遍地涉及到中國哲學的幾乎所有領域。如中國古代倫理學中之于所謂“修身”的強調、之于社會倫理“造端于夫婦”的肯定、之于血濃于水的“親親”的推崇，以及中國古代宗教觀中所特有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慎終追遠”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國古代認識論中所堅持的以象征和體驗為特征的“身體思維”的理論，如此等等，都無不打上了身體的深深烙印。因此，身體性作為中國哲學之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規(guī)定，其已駕一馭萬地統(tǒng)攝了中國哲學中的所有論域和原則，舍此我們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舍此我們就無從把中國哲學和其他哲學加以嚴格的區(qū)別。

盡管我們完全可以從沉重的歷史出發(fā)對這種身體哲學作出厚今薄古的評判，然而我們卻無法規(guī)避其現(xiàn)代語境下積極而深刻的哲學內涵。對中國哲學中身體性的重新發(fā)現(xiàn)不僅有助于中國古典哲學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對當今人類普遍的“無根性”和“貧血癥”的生命現(xiàn)狀，它代表了對以“以身為殉”為取向的現(xiàn)代主義的一種最早的抗議和批判，并為我們向一種更為徹底更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歸提供了堅實的鋪墊。此外，這種身體哲學所推崇的作為“原發(fā)生命機制”的男女互濟的“太和”之道，既是對傳統(tǒng)西方哲學所固執(zhí)的“同一性”原則的有力反撥，又可對后現(xiàn)代哲學所沉迷的“差異性”原則給予矯治，從而為我們拓出了步出當代人類哲學困境的一條希望之徑。它毋寧說告訴我們，當今人類最深重的和原發(fā)性的危機，乃是日隆的男性權力話語和與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導致的生態(tài)性危機，而醫(yī)治危機的根本良藥，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國古老的《易經(jīng)》中為我們所昭示的那種“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中國古代哲學智慧論文

三字經(jīng)有云：融四歲，能讓梨，弟與長，宜先知。一個四歲的孩子就懂得謙讓之道，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注意，后來以他為楷模澆鑄出來的成批作品，可沒法跟這個始作俑者相提并論)。

有關孔融，還有一個“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歲，隨父到洛陽，時李元禮有威名，登門者須雋才之士或有清譽，又或是中表親戚，閣人始肯通傳，孔融獨自到李府，向門官言道：“我是李府君親。”門官為他通傳后請人府相見，李元禮問道：“君與仆有何親?”，孔融對日：“昔先祖仲尼(孔子)與君先人伯陽(老子)有問禮之誼，是以仆與君奕世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個十歲幼童之口，李元禮及在座賓客莫不奇之。時有太中大夫陳韙后至，得聞此事，便道：“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小時候聰明，長大了未必能佳。這倒是很常見的事，不過卻是對孔融的不以為然。沒想到孔融應聲答道：“想君小時，乃當了了。”

這里用了一個歇后手法，意思說陳韙現(xiàn)在是“大未必佳”。陳韙遭此反擊，大為尷尬，一時語塞。一個十歲的孩子，一句話堵得名士張口結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實在令人贊嘆。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僅僅停留在辯捷的層次上。而這種沒有智慧作后盾的辯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實在沒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擔任過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職。在職期間，除了空發(fā)議論，作一些修復城墻重建學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沒干過什么足以證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說會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對于干活的人總是指手畫腳一百個不順眼，孔融也沒跳出這個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護下，得以在盜賊蜂起的軍閥割據(jù)時代作著“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的香夢，但是對于曹操的政策卻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如果說他勸阻曹操伐劉備是“興無義之師，恐失天下之望”雖然迂腐但是還帶著點為天下計的味道，那么他為諷刺曹丕納甄氏而編造的“想當然”的故事，就純粹屬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過把癮就死的嬉皮士心態(tài)。

三國時代的統(tǒng)治者，對待知識分子通常有著驚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終于還是被逼到了極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滿門抄斬。當時還有一個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時候，大兒子九歲，小兒子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專心地做著某種游戲。孔融還懷著一種僥幸心理問使者：“我好漢做事好漢當，能不能放過我的孩子?”沒想到他兒子秉承了他的硬骨頭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說道：“父親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這個成語，就是從這兩個小孩子口中造出的。從這寥寥數(shù)語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遺傳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還有著超乎他上的非凡見識。

中國古代美學的特質論文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濃郁的美學精神，中國古代美學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統(tǒng)一等哲學基礎，并在古人們的心理、意識、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體現(xiàn)。文章旨在通過對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藝術作品中的具體表現(xiàn)來探討中國古代美學的審美趣味特質。

中國作為一個有著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從遠古的石器時代開始，就已創(chuàng)造了舉世罕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也衍生了人類歷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滅的美。中國古代美學形成了我們民族獨有的美學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不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更深深地滲透到了我們民族的意識、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現(xiàn)在藝術作品中，組成我們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對整個人類文化的進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本文擇以審美趣味視閾，探討中國古代美學的特質。

從意識形態(tài)的范圍來看，我國古代的奴隸社會以至整個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無疑是一切行為方式的最高準則，這一點在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哲學和中國藝術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美學。而如果從哲學范疇來看，中國古代美學指的實際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學派為代表的美學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觀點，即宣揚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是中國古代美學的理論基礎。它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觀念，認為天與人有著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就是說，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張揚，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合一。”而作為美學范疇，“天”與“人”所探討的是關于美的本原與審美的歸宿問題。“天”在古人看來即是“人”及萬物的本原與歸宿，因此，對于美來說，也是其本原以及審美的歸宿。中國古代美學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觀念的影響，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無所不適作為其最高審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現(xiàn)美的過程中也總是追求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以及人與社會倫理道德的統(tǒng)一。

此外，中國古代美學還特別強調美與善的統(tǒng)一。作為一種美學范疇，“善”指的是對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價值。與倫理學上所講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為廣泛的涵義，不僅包括人的道德行為方面的功利價值(即對人有用有益)，還有各種社會事物的功利價值(即是否與人類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國古代美學史上，儒家學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將“善”的概念引入審美領域。他的哲學思想以“仁”為核心，也為其美學理論打上了鮮明的倫理烙印。據(jù)說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時，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嘆：“《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這里，“美”即是對美的形式的最高評價，而“善”則是對符合一定的道德觀念的內容的最高評價。在孔子對“美”與“善”的論斷中，他提倡的是盡善盡美，美善統(tǒng)一，不僅把“善”和“美”聯(lián)系起來，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來。同樣，孟子的“充實之謂美”里的“充實”也是指將仁、義、禮、智等道德規(guī)范化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這就是一種美。荀子也曾說：“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在這里的美就是善。總之，我國歷史上的許多思想家、文藝家、美學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審美感的一致性。

這里值得強調的是，人們接受某種倫理道德原則，既非受法律的強制，也并非理論認識問題，而是取決于個體的情感，通過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這就使古代美學在藝術上對情感的表現(xiàn)更為關注。早在《尚書·堯典》中就有“詩言志”之說，這一中國古代美學的古老命題，其中就闡明了藝術是情感表現(xiàn)的萌芽，之后又通過《樂記》《毛詩序》及其他著作得以明確和具體的發(fā)揮。此外，中國古代美學還特別強調“情”與“理”相統(tǒng)一。古代美學認為真正的藝術無一不是真實無偽地體現(xiàn)了灌注于個體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離，應融為一體。因而古人日：“言，心聲也;畫，心畫也”。以畫竹為例，西方畫竹，往往只畫出竹本身的特點，把竹畫得維妙維肖即可;可是竹作為中國畫的題材則不然，它更強調要在運筆中表現(xiàn)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國畫中的筆墨不僅是氣韻的表現(xiàn)，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國古代美學以審美境界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統(tǒng)一”兩個觀點之上的。“美善統(tǒng)一”的觀念中，雖然儒道兩家在關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爭執(zhí)，但最終都遵從“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達到此境界的途徑以及對其意義與價值上的理解。而所謂“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實是一種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種審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學中，如果達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廣闊最根本的意義上達到了一種美的境界。

綜上可見，中國古代美學是以“天人合一”為源頭，而從中分流出“美善統(tǒng)一”、“情理統(tǒng)一”、以“審美境界”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幾股純樸的如清流般的觀念。也正是它們構成了中國古代美學的獨特品格，成就了我們民族獨有的美學傳統(tǒng)。

“趣”與“味”，二字的解釋在古代頗多。

先說什么是“趣”。有解釋為意旨、意味。《列子·湯問》中有“曲每奏，鐘之期輒窮其樂”。“趣”不單單用在音樂上，而且還運用在繪畫上。顧愷之在論畫時，評《孫武》像為“古趣神奇”，又評《醉客》像為“變趣佳作”。還有說為興會、興趣，比如《晉書·王羲之傳》中就有“恒恐八輩覺，損其快樂之趣”。可見在古代，“趣”就與藝術和人的心情有了緊密的聯(lián)系。

中國古代史論文范文

淮河流域與中原鄰接，夏商周中原發(fā)達的古代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形成了本地區(qū)善于吸收、融會、發(fā)展各種文化因素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使這一地區(qū)的文化面貌呈現(xiàn)出南北交匯、東西交融的復雜狀態(tài)。

目前的考古發(fā)現(xiàn)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發(fā)展有很大影響，但有關影響的具體表征及過程尚無專文論及。

本文結合歷史文獻所載，參以考古資料，宏觀探討夏商周中原王朝禮制文明對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輻射和影響，以期從這一側面透現(xiàn)出淮河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的特色。

一

據(jù)文獻記載，夏部族在中原地區(qū)的活動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統(tǒng)治中心地帶在現(xiàn)今的豫西和晉南一帶。

其實，夏王朝的統(tǒng)治區(qū)域是相當廣闊的。

據(jù)歷史記載，由于夏初國弱，曾出現(xiàn)過東方的有窮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預注)。

“少康中興”后，夏政權得以穩(wěn)固，與東夷形成了長期對峙的局面。

據(jù)古書載，有窮氏的地望在今山東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東濰坊。

與“后羿代夏”事件相關的還有斟尋、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許多學者認為斟尋、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動范圍都在淮河下游和黃淮之間。

文獻證明夏王朝方國眾多、夏王朝統(tǒng)治區(qū)域廣大，其統(tǒng)治勢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與淮河流域關系密切。

考古發(fā)現(xiàn)也證實淮河流域的大面積地區(qū)受中原夏文化的影響。

在淮河重要支流穎河兩岸，二里頭早期文化對其有重要影響。

據(jù)調查，程窯遺址二里頭文化期的遺物就蘊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體飾繩紋;缸平口內斂，上腹微外鼓，外飾有捺痕的附加堆紋。

閻寨遺址中的夾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飾繩紋;小口高領甕沿外飾一小扳，廣肩鼓腹。

這些遺物都明顯包含有偃師二里頭文化的因素。

“(潁河)崔莊晚期屬于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繩紋高足鼎、附加堆紋缸、澄濾器、敞口盆等，從形制、胎質、紋飾及制作風格看，均與偃師二里頭遺址二期遺物類同”，“(董莊)晚一期是該遺址的主要遺存，……所出的陶器多為器表飾細繩紋的泥質灰陶，其中花邊口沿罐、圓腹罐、腹部多帶雞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與二里頭遺址第二期所出同類器相類同”。

在登封王城崗遺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頭文化、鄭州二里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崗二里頭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紋飾與器形，和王城崗龍山文化五期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有著緊密的先后承襲關系”。

上述考古發(fā)現(xiàn)有力地說明了潁河上游地區(qū)的二里頭文化在承襲當?shù)佚埳轿幕砥谝蛩氐幕A上，深受豫西二里頭夏文化的影響，部分陶器器形發(fā)生了明顯的形態(tài)嬗變。

河南周口地區(qū)1978年的地面調查發(fā)現(xiàn)二里頭文化遺址16處，商代遺址19處，西周遺址12處。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與二里頭遺址一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頭狀、三角形鼎足在臨汝煤山二里頭一期也有發(fā)現(xiàn)，高領罐與洛陽東干溝二里頭早期的同類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與豫西二里頭三期的同類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區(qū)多處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fā)現(xiàn)，說明中原夏文化對該地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甚至還影響到了器物的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質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還拓展到江淮地區(qū)。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間、霍山以北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不少夏商文化遺存。

如屬斗雞臺文化的斗雞臺、薛家崗、含山大城墩、青蓮寺等遺址中都包含有二里頭文化因素。

薛家崗h25中通體飾細繩紋的錐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細腰斝、高柄淺盤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與中原二里頭晚期的同類器相似。

壽縣斗雞臺遺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紋花邊罐、雞冠耳盆或甑、錐足鬲、箍狀堆紋鼎、寬肩甕等，都與中原夏文化的同類器形態(tài)大體一致。

但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現(xiàn)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響僅停留在個別器物的具體形制上，說明夏文化對此地的影響晚且較膚淺。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強烈的地方特色，但豫東、魯西的岳石文化中卻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東杞縣鹿臺崗遺址的大多數(shù)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響，但丙組器物如雞冠耳繩紋盆、箍狀堆紋缸、花邊口沿罐、雞冠耳罐等則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相似。

宏觀上說，膠東(照格莊類型)、魯南(屠城類型、尹家城類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響較少，而豫東、魯西南(安邱堌堆類型)及魯北(王推官類型、郝家莊類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則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響。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質的陶器遺物中，雞冠耳盆、觚形杯、舌狀足三足罐等具有明顯中原二里頭文化特征的器物廣泛存在于上述地區(qū)的岳石文化中，應該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所致。

豫東、魯西、魯北地區(qū)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團對夏戰(zhàn)爭失敗后東退的活動地區(qū)，由于夷羿族團勢力的減弱，使得夏及周圍其他部族乘虛而入，使這一地區(qū)的物質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來文化的劇烈沖擊。

而在魯中南、魯東南及膠東地區(qū)，由于東夷集團自身穩(wěn)定，實力較強，因而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較少。

這一考古學現(xiàn)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團對華夏集團征伐失敗、夏族大舉東進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對淮河上中游地區(qū)存在著直接的強烈的文化影響，又間接地影響到了豫西、魯東、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區(qū)。

這種考古學觀察反映了夏與東夷、淮夷集團勢均力敵，中原夏文化與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發(fā)展的。

夏與東夷、淮夷之間的關系，總的說來是相鄰的兩族如夏與淮夷關系密切，而彼此較遠的兩族如夏與東夷則關系較疏遠。

二

公元前17世紀后期，商代夏而興。

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商文化的對外擴張體現(xiàn)了一個明顯的動態(tài)過程。

比較二里崗上、下層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東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擴張。

這種擴張態(tài)勢一直延續(xù)到殷墟早期，并成為商王朝最強盛的歷史時期。

隨著王朝勢力的拓展和軍事殖民，商文化也隨之擴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當大的范圍內有著不同程度的發(fā)現(xiàn)。

商代的南陽屬于商王朝的“南鄉(xiāng)”。

目前在南陽屬淮河流域的地區(qū)內發(fā)現(xiàn)有黃龍廟、新集、十里鋪、古臺寺等商文化遺址。

在十里鋪遺址商文化層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銅刀與青銅鏃，并發(fā)現(xiàn)有鑄造青銅器的陶范和冶銅坩堝等，說明這里很可能是一處商代的冶銅作坊遺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陽羅山縣蟒張發(fā)現(xiàn)了一處商代墓地。

在已經(jīng)發(fā)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號墓有臺階式墓道，井字形槨室，棺槨髹黑、紅漆，隨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鏃、錛、錐、鈴等青銅器共77件;六號墓隨葬有鼎、爵、觶、觚、尊和戈、削、錛、矛等青銅器共20件;另三座墓內也有一些青銅器。

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銅器的器形、紋飾，與殷墟婦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銅器大致相類似，有些銅禮器上還有“父乙”、“尹”、“天”等銘文。

以此為根據(jù)地，商文化還擴展到了長江流域的盤龍城地區(qū)。

上述兩例可基本證明商王朝已將淮河上游地區(qū)納入其統(tǒng)治體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區(qū)作為商、夷溝通的必經(jīng)之地，商文化對此也有強烈的影響。

目前，在此地發(fā)現(xiàn)多處商文化遺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銅器和頗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與對東土的經(jīng)略，對海岱地區(qū)東夷社會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考古發(fā)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現(xiàn)了兩次商文化東進的浪潮，從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觀。

大約在鄭州二里崗文化上層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脈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區(qū)納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統(tǒng)，商文化隨之向東推移，進入海岱地區(qū)的腹地。

在山東境內津浦鐵路以西地區(qū)和津浦鐵路稍東一線，發(fā)現(xiàn)了一些屬于二里崗上層期的遺存。

經(jīng)發(fā)掘的有茌平南陳村、梁山青堌堆、濟寧鳳凰臺、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蘇銅山丘灣等處，在濟陽鄺家、鄒縣西朝陽村，以及滕縣北辛、后荊溝、西康留、后黃莊等地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時期的遺存。

這類遺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類別、形制上雖表現(xiàn)了一些地區(qū)特征，但與鄭州二里崗上層遺存基本相同。

濟南及其以東，也有含二里崗上層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遺址，如濟南大辛莊(注：參見《考古》、《文物》等有關大辛莊相關系列發(fā)掘簡報。

)、鄒平丁公、章丘樂盤(p36)、青州蕭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莊、長清前平村[21]，特別是在滕州市的呂樓、前掌大、大康留、軒轅莊[22]等地所發(fā)現(xiàn)的青銅禮器，則具有二里崗上層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窺一斑而知全豹，說明此時商王朝向海岱地區(qū)的擴張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裝殖民，而是在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禮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還建立起新的統(tǒng)治網(wǎng)絡，使之成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東土”。

商文化第二次東進浪潮是在考古學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勢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區(qū)北部已達膠萊平原的東部;在海岱地區(qū)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側向東推進到臨沂地區(qū)、江蘇淮北地區(qū)，直到黃海之濱[23]。

原來相對獨立發(fā)展的海岱、徐海歷史文化區(qū)已基本納入商王朝的'勢力范圍。

山東地區(qū)的商代遺址已發(fā)現(xiàn)近300處，依受晚商文化影響的程度，高廣仁先生將此分為三個地區(qū)[24]，其中魯中南和魯北地區(qū)受商文化影響較重。

魯中南地區(qū)早在二里崗上層時期已進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圍，晚商遺址分布相當密集。

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銅刀、銅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觶等的器形、紋飾和整體風格，都與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當數(shù)量的紅陶和一兩種器物具有一點地方特色。

殷墟時期中原地區(qū)盛行的含玉含貝的葬俗也明顯地影響到淮河下游地區(qū)，在濟南大辛莊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莊、劉家莊等為中心的魯中、魯南地區(qū)還發(fā)現(xiàn)了與商王畿形制、花紋基本相同的青銅禮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發(fā)掘，與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銅禮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觶等及玉器、銅胄，從造型到制作方法與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號坑出土的馬車，兩馬一車的駕馭形式、車體的大小結構與安陽殷墟出土的車馬器非常相似。

該地區(qū)所發(fā)現(xiàn)的陶器有繩紋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甕、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區(qū)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這一地區(qū)，商式青銅器不論是數(shù)量還是出土地點的密度都比魯北地區(qū)為大，地方傳統(tǒng)文化因素較少，可見是海岱地區(qū)內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區(qū)。

以濰、淄流域為中心的魯北地區(qū)，晚商遺址分布也相當密集，呈現(xiàn)出一種復雜的文化面貌。

從貴族墓葬如青州蘇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幾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禮制文化;而從一般遺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則是商文化因素與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僅距蘇埠屯數(shù)公里的青州趙鋪遺址一號墓中[27]，一件飾有繩紋及三角劃紋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東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斷死者為東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濱州蘭家村，桓臺南埠子、史家，青州蘇埠屯，壽光古城、桑家莊、魚臺、咼宋臺等多處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數(shù)量的商式青銅禮器、兵器或工具[28]。

該地區(qū)地方傳統(tǒng)文化因素較多，與中原商文化差異較大。

膠東半島和魯東南地區(qū)仍是東夷文化的統(tǒng)治區(qū)。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區(qū)，本就與東夷、徐戎、淮夷雜處，先進文明對于落后文明的影響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據(jù)李學勤先生考證，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時東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這一歷史事實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國力量的強大與文化的進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兩代復向人方大興兵戎，最終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區(qū)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統(tǒng)治，成為商朝的藩屬。

象征王權威儀的禮樂文明隨著王權勢力的擴張明確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銅禮器的發(fā)現(xiàn)已證明了這一點。

蘇北徐州一帶發(fā)現(xiàn)了一些具有顯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遺存，其銅器中非商式的高領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類多與典型商式器物有較大差異，反映出這類遺存屬商文化的地方類型。

在連云港發(fā)現(xiàn)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銅鼎、甗等，鼎為垂腹、柱足，頸飾簡疏云雷紋;甗為素面，僅在頸部飾兩道凸弦紋，制作淳厚質樸，其造型和紋飾特征都可視為商代晚期的標準器。

商代禮樂器的出現(xiàn)，證明淮河流域的青銅器鑄造應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響下產(chǎn)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銅禮樂文明與中原地區(qū)禮樂文明的融合與發(fā)展上述考古學觀察反映出商滅夏后，加強了對東方地區(qū)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沖擊下，東夷、淮夷文化的格局與內容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東夷文化部分地與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濰西、魯中的商文化，表現(xiàn)出與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魯南與蘇北地區(qū)成為商文化的波及地區(qū)。

安徽江淮地區(qū)的淮夷文化也成為商文化的地方類型。

但由于淮夷與商交往日淺，其地又非商王朝經(jīng)營的重點，所以淮夷的皖西類型、斗雞臺類型與中原商文化的關系相對較疏遠。

這種考古學觀察，反映了商王朝統(tǒng)御范圍的廣大，商文化的波及之處，既有商王朝的直屬統(tǒng)治區(qū)，也有間接統(tǒng)治或王朝文化的影響地區(qū)。

商文化的影響促進并帶動著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進程。

中國古代教學思想論文

【典型例題】。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時期的進步意義主要是。

a滿足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b抑制統(tǒng)治者的暴政。

c成為各國變法的理論依據(jù)d奠定“非攻”主張的思想基礎。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對重要歷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時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統(tǒng)治者能夠體貼民情，以緩和階級矛盾，所以說其進步作用在于抑制統(tǒng)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為推動各國變法的理論論據(jù)，所以可排除選項c。選項d體現(xiàn)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社會劇烈變革的時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滿足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a項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認歷史事實和閱讀、分析理解歷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題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讀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僅以行政命令和刑罰來治理百姓，他們要能免受刑罰，但沒有道德意識。如果用道德和禮來對待百姓，則老百姓有道德意識，有自我約束力。這句話體現(xiàn)了儒家的德政理論。

【基礎練習】。

一.選擇題。

1.孔子主張“克己復禮為仁”，他所指的“禮”是指。

a和諧的人際關系b禮貌待人。

c奴隸社會的等級制度d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秩序c。

2.下列觀點符合儒家學派對物質世界的正確認識的是。

a“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因桀亡”b“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為偉大的教育家，對推動我國古代文化教育事業(yè)貢獻最大的是。

a“有教無類”的辦學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

c“知之為知之”的學習態(tài)度d“溫故知新”的學習方法a。

a啟發(fā)誘導b因材施教c學習思考相結合d擇優(yōu)而教b。

5.稱譽孔子為“萬師世表”的皇帝。

a漢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論主要保存在。

a《書經(jīng)》b《禮經(jīng)》c《論語》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價值的精華部分是。

a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b小國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義思想d樸素辯證法思想d。

8.《老子》中載“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段話體現(xiàn)了其。

a辯證法思想b無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剛的思想a。

二.問答題。

9.孔子作為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貢獻分別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體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愛人”，統(tǒng)治者要體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實現(xiàn)“愛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禮”，主張通過“克己”實現(xiàn)“復禮”，他理想中的“禮”是西周時的等級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為政以德”，主張對鬼神敬而遠之，把探討和解決人世間的實際問題放在優(yōu)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對象的選擇上主張“有教無類”，在教學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對學習方法上要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溫故知新”，把學與思相結合等。(4)文化事業(yè)：整理《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論語》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將“道”抽象化，認為“道”是凌駕于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道”派生出來的，它無形無跡，玄秘莫測，是無意志、無為的自然本體。

【能力測試】。

一.選擇題。

1.孔子強調“仁者愛人”。最能體現(xiàn)他賦予“愛人”以教育涵義的主張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無類d誨人不倦c。

a有教無類b因材施教c溫故知新d擇優(yōu)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夠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復禮”，“貴賤有序”b以愛人之心調解和和諧社會人際關系。

c“民貴君輕”，“政在得民”d主張逐步改良認為歷史是不斷演進的b。

4.“事愈煩而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這種觀點屬于。

a孔子的“仁”學思想b孔子的“克己復禮”思想。

c老子的辯證法思想d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題：

6.閱讀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問題：

由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學派，以“仁”為學說核心，以中庸辯證為思想方法，重血親人倫，重現(xiàn)世事功，重實踐理性，重道德修養(yǎng)。具體說來，在天道觀上，儒家承繼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與“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揚“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時又對神靈崇拜作淡化處理，甚至聲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實際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現(xiàn)實人事的從屬地位。在歷史觀方面，它標榜“信而好古”，每每試圖恢復“周公之禮”，將捍衛(wèi)三代典章文物當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時亦不排斥對不符合時代潮流的禮俗政令加以適當?shù)淖兺ㄐ薷摹Ｔ谏鐣惱碛^方面，它以“仁”釋禮，把社會外在規(guī)范化為內在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要求。在修身治國方面，它設計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的發(fā)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為鞏固政教體制提供了切實可循的途徑。守舊而又維新，復古而又開明，這樣一種二重性的立場，使得儒家學說能夠在維護禮教倫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過去，一手指向未來，在正在消逝的貴族分封制宗法社會和方興的大一統(tǒng)國家之間架起了橋梁。這就是為什么儒學在當時能成為“顯學”，以及雖然于變革動蕩的形勢下顯得迂闊難行，而到新社會秩序鞏固后又被捧上獨尊地位的原因。漢代以后，儒學幾經(jīng)變化，禮教德治的精神始終一貫，從而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宗。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

請思考：儒家學派為什么能夠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學派之所以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宗是因為：它以“仁”為學說核心，以中庸辯證為思想方法，重血親人倫，重現(xiàn)世事功，重實踐理性，重道德修養(yǎng)。(1)在天道觀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現(xiàn)實人事的從屬地位;(2)在歷史觀上，以變通來適合形勢的發(fā)展;(3)在社會倫理觀上，能把社會外在規(guī)范化為內在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要求;(4)在修身治國方面，又為鞏固政教體制提供了切實可循的途徑。因此儒學以他的靈活多變性，人性化和實用性而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宗。

中國古代教學思想論文

解一種文化的主導思想方式與了解這種文化的時間觀有內在關聯(lián)。這不僅僅是馬丁?海德格爾（m.heidegger,1889-1976）的看法的一種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爾之后的西方哲學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爾等等）那里找到這樣那樣的支持。按照這個思路，要比較深入地理解中國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曉它所包含的時間觀。這個問題到目前這止似乎還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

中世紀以來，西方人對時間的最主要兩種看法，一是末世論（目的論）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來自基督教，認為真實的時間由人與上帝的關系構成；因此，時間或歷史向著最終決定這種關系的那個終點－－最后審判－－而趨進。后一種時間觀與人測量時間的精密手段相關。按照它，時間從根本上講與人的存在與否無關，它是一種客觀的、勻質的、不可逆的單向流逝，本身無意義可言，只是物質實體存在的一種方式。當然，二十世紀以來，在科學、哲學的新進展中，出現(xiàn)了新的時間觀，尤其以廣義現(xiàn)象學的時間觀與我們有關。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臘的時間觀，是個有趣的問題。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論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們看到，古希臘的奧菲斯（orpheus）教認為：時間（chronus）乃是運動與區(qū)別的本原，因而也就是萬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種說法講時間乃是收獲之神。因此，后來的古希臘哲學中講“生成”、“變化”和“運動”的學說可以被看作對于這時間本原的某種解釋，而講“數(shù)”、“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學說則力圖超出這種時間（即不再認時間為本原），或將時間凝固在沒有“過去”與“未來”的“現(xiàn)在”之中。亞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將時間定義為“關于前后的運動?氖?薄?2]總之，對于古希臘人、特別是前蘇格拉底的古希臘人來講，時間起碼隱含地（implicitly）是個涉及本原的問題，但它在本世紀之前的西方哲學中極少作為一個本原問題得到直接的關注。

到目前為止，治“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們往往是通過西方傳統(tǒng)“哲學”的概念形而上學視域來理解中國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極少有人能關注這種思想中本原意義上的時間問題。然而，只要我們不帶形而上學偏見地閱讀先秦、特別是戰(zhàn)國之前的文獻，就會強烈地感到“時”的突出地位。在那樣一個塑造中華文明特征的生機勃勃的“時”代中，最智慧的人們大都有一種原發(fā)的時間體驗；而這在別的文明傳統(tǒng)中是罕見的，正如古希臘人對純形式之“數(shù)”和“存在”之“相”的體驗在其他文明中幾乎不存在一樣。

先秦人講的“時”主要指“天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書?益稷》）；[3]“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豐?彖）。但這天時并不只意味著“四時”和“時制”（比如夏之時制、周之時制），而有著更微妙的“消息”。我們可以稱“時制”、“四時”等意義上的天時為“天之時”，即天的時間表現(xiàn)，而稱原本微妙的天時為“原發(fā)天時”或“原發(fā)時間”。所謂“原發(fā)”（originallyhappening），是指這時間不可還原為任何“什么”，比如一種目的和手段的關系，一種物質的循環(huán)運動，而是出自時間體驗自身的循環(huán)構合或發(fā)生。時間體驗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現(xiàn)為“保持（已過去者）”，或者表現(xiàn)為“預期（將要到者）”；但原發(fā)的時間體驗中的保持絕不只是對過去事情的“再現(xiàn)”，對未來事情的“預現(xiàn)”，而一定是過去、現(xiàn)在、將來相互依存著的當場呈現(xiàn)。當然，就是那時人講的“天之時”也絕不是物理自然的時間和對這種時間的測量規(guī)定；它們源自陰陽、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與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行為方式也有內在關系。此外，有關天時如何體現(xiàn)在人類歷史中的學說也不只是鄒衍和古文經(jīng)學家們講的“終始五德之說”，[4]而有更活潑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達。

本文就將探究先秦人的“原發(fā)天時”觀，展示這種天時觀如何演變?yōu)楦鞣N“天之時”學說，以及它們對于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響。

一.《易》的原發(fā)天時觀。

儒家的經(jīng)書和另一些先秦子書，比如《孫子》、《老子》、《莊子》等，里邊包含著對原發(fā)天時觀的豐富精微的闡發(fā)。我們先來看一下作為“群經(jīng)之首”且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時觀，它對于中國天道思想的影響可謂至深至遠。

組成八卦的最基本單位“陰”（--）和“陽”（---），并不只是“象征”兩類基本的存在形態(tài)，更不能理解為兩種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亞里士多德講的“質料”；從字形上看，此兩字都與“日”有關，字義也與日的向背和運行位置有關；故《易?系辭上》6章言：“陰陽之義配日月”。對于中國古人而言，日（與月）正是與人的生存活動相關的“時”的來源。因此，《易》中的陰陽本身就意味著終極的相交和相互引發(fā)，由此而生出變化、變化之道和不測之神意。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這種陰陽本性的表現(xiàn)，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層次上各“通其變”、“極其數(shù)”，“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這種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變”和“生生”之中顯現(xiàn)出“天下之至變”。（《系》上10章）而這陰陽相互引發(fā)的“至變”對于中國古賢而言即原發(fā)之時。所以，《系辭》下傳第一章講的：“剛柔[即陰陽]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時”就意味著“趨向適宜的時機”。[5]可見，“易”之變通絕不只是數(shù)理上的組合通變，而是指在此卦爻的變化勢態(tài)（“趣”或“趨”）之中開啟并領會到“時機”或“天時”。反過來說也是對的，即《易》所理解的“時”不是物理自然的時間，也不是外在目的論意義上的歷史時間，而是在錯綜變化的摩蕩趨勢中所構成或媾合而成的原發(fā)時間。“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下5章）原發(fā)時間或“易時”絕非線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環(huán)的，而是氤氳醇化而生的時境、時氣。更重要的是，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發(fā)時間必與人的“彰往察來，微顯闡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說，此原發(fā)時間乃是“時機”，得此時者必“知幾（機）”，而能以“神”會事。“幾”即變化之最微妙、最氤氳化醇、動于無形而得機得勢之處。故“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系》上10章）“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系》下5章）所以“知幾”（《系》下5章）就是知時機，乃學《易》之第一要務。

發(fā)現(xiàn)這種原發(fā)意義上的（既非宇宙論的、亦非目的論的）時間除了各種“趨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別無他物，連“先驗的主體性”也不能在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維持。然而，正是這毫無現(xiàn)成性可言的“至變”是我們“領會”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頭。《易經(jīng)》和《易傳》的作者們在這一點上與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相通，即深知終極實在是不可被對象化、實體化的，所以一再講這樣的話：“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系》下8章）將組成卦象的六爻說成“六虛”，正說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機（幾）變?yōu)楸荆静活A設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為典要（典常綱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構生出象和爻之時機含義（“度”）。簡言之，“易象”之義即時機（幾）之義、時機之“度”。“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系》下9章）。

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讀《易》，就不僅能看出“卦時”、“爻時”，而且能體會出所有真切的解釋方式中的時性。在《易》、特別是其中的《彖辭》里，“時”這個字大量出現(xiàn)，比如解釋《乾》一個卦的文字中，“時”就出現(xiàn)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詮釋意義。尤其是在《豫》、《隨》、《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贊嘆“時（或‘時義’、‘時用’）大矣哉”，表現(xiàn)出對“時”的重要性的深刻領會。《尚書》中也有大量的“時”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訓解為“是”，只有少數(shù)可讀為“時機”、“適時”。《易》中的“時”則大多應被理解為“時機”。

現(xiàn)在讓我們簡略地總括一下“時”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辭、彖辭、象辭、文言）中的一些含義。

其次，廣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達的都是一種特殊的“卦時”，刻劃出那樣一個時刻的形勢和人所應取的態(tài)度。比如《泰》卦表達“通泰”之時的形勢（下《乾》上《坤》）、機制（“天地交而萬物通”、“內陽外陰”）、趨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和人應取的行動姿態(tài)（“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歸妹”、“勿用師”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這樣。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時機含義，且分陰陽（奇數(shù)位為陽，偶數(shù)位為陰）。爻之陰陽與位之陰陽相合為“當位”，否則“不當位”。在不少情況下，當位者（也就是當時者）吉，不當位者有咎。正所謂“六位時成”。（《乾?彖》）這些以及更復雜的一些講究就是《系辭》中講的“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的含義。

第四，不管是卦還是爻，“時乘”、“及時”、“時發(fā)”、“因其時”“時中”、“時行”（見《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著“吉”或“無咎”；就是本來不利的局面，只要當事人因其時、“奉天時”（《乾?文言》）都可避難成祥。而“違時”、“失時極”（《節(jié)?象》）就總意味著不利或災禍。由此可見，“時”在《易》的領會視野中乃是活的終極，而“與時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與時消息”（《豐?彖》）就是《易》讓人達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辭》講：“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shù)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知來”（知曉將來）的關鍵就在于進入陰陽不測、唯變所適的時機化的時境中，從而能與時偕行。

“交”或“遇”就意味著相異者、相對者擺脫開自已的現(xiàn)成屬性完全投入一個相互轉化的形勢之中，從而化生出新的時機和對此時機的領會。所以，這種相交轉化正是最根本的“至變”。正如現(xiàn)象學分析中所講的“過去”（retention，保持）與“將來”（protention，預持）的交融構成了活生生的“當下時機”（augenblick），陰陽（“陰”可理解為“過去”，“陽”可理解為“將來”）的交合則媾生出氤氳“時氣”。“氣”在先秦思想中總含有“時機變化”以及對此機變的領會的意思，絕不是“氣一元論”，如果我們在西方形而上學的意義上理解這個“一元論”（monism,）的話。

乾上離，只有第五位是陰爻，余皆為陽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譯為現(xiàn)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陰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張大了中道，上下陽剛紛紛[與之]相應相交，所以稱‘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剛健而又文采鮮明，與天相應，得時而行；所以至為亨通。”[11]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個陰爻正處于“五”這個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間），且有向下趨勢，因而能與陽爻們充分地相應相交，生成“原發(fā)之中”，因此“應乎天而時行”，以致亨通大有。簡言之，這“中”就應理解為相交發(fā)生和維持之中，時機的出現(xiàn)和領會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時中也”（可譯為：“通行到時機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較外在意義上的“中”、“正”，都是由這個原發(fā)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講究，比如三才、承、乘、比、應、據(jù)、互體、反對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上面講的“陰陽交而生時處中”這樣一個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關。

第七，所有這些解《易》的“原則”或講究都不是可獨立地、機械地運用的規(guī)則，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趨向指引。當機領悟和當機立斷是解《易》的最終時機，而全部《易》及其解釋方式都是為了幫助人進入這個“時－機”（幾）之中。

二.其他的原發(fā)天時觀。

上一節(jié)的討論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陰陽交而生時處中”。可知《易》的一切預設，比如陰陽和象數(shù)，都無“自性”可言，都是為了構設出、參與到時機領會或原發(fā)天時的媾生之中。這與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學有巨大差異，而與詮釋學（hermeneutik）化的現(xiàn)象學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處。

對于這兩者，原本的時間都是一種純粹的“象”的構成，用德文“bilden”表達最合適，因為這個詞的動詞（bilden）意為“發(fā)生”、“構成”；名詞（bild）則為“象”、“畫像”等。而且，它們都視原本的時間本身充滿了與人生最相關的意義，決定或生成著人、民族、國家的命運（天命）。這樣的時機化和域化的時間乃是我們一切“知”和“領會”的源頭。

中國文化中出現(xiàn)的幾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學說和學派都與這樣一個“與天地準”的易理源頭相關。它們的成熟形態(tài)一般都強調了這個原發(fā)易理時機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漢儒強調禮制，也就是象數(shù)的先天結構、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則強調易幾中的“變動周流”和“與時偕行”的一面。陰陽家強調陰陽和象數(shù)的一面，因而與漢儒有共通之處。不過，它們都不會完全舍棄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樣的話，就無活的持久生機而言。正因如此，它們都能夠在內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對立的傾向，比如儒家中出現(xiàn)了宋儒，道家變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時期，頗有一些好學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領悟著這個源頭，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體現(xiàn)著變易交會之中的天時。下面讓我們檢視四位：范蠡、孔子、老子、莊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國大臣。越王勾踐不聽其勸，以致大敗于吳國，經(jīng)歷了極大困苦與恥辱。然后，在范蠡輔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待時機成熟，一舉滅掉吳國而稱霸。范蠡對于天時和陰陽變化之幾微有深切領會。他講：“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12]這“時”的表現(xiàn)可謂“變動不居，上下無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動輒得咎。范蠡“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得以領會時機的生熟正反，多次勸阻勾踐“得時不成”、“逆時”而動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與天地相參”或陰陽相交而構成的最佳時機。一旦時機來臨，“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吳。用兵的進退攻守，皆以陰陽之變?yōu)楦鶕?jù)，“順天道，周旋無究”，致使“吳師自潰”。吳王卑辭請和，勾踐欲許之，范蠡則以天時之理力諫勾踐。他說：“圣人之功，時為之庸[用]。得時不成，天有還形”。最后擊鼓進兵，滅掉吳國。范蠡可說是深通易理天時之人。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者。但記載他言論的《論語》卻沒有以理論的方式來討論天道、性命這些“大問題”。因而被黑格爾貶為“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和“散文式的理智”。[13]而不少人也確實認為儒家的“外王”極致在漢儒，內圣的極致在宋明儒，而對孔子之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過去。其實，《論語》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發(fā)的表現(xiàn)，其仁說與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當然，盡管孔子好《易》，卻并不主要依據(jù)卦象來思考和教導學生；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是“藝”或“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shù)”。另一種講法則認為六藝指“六經(jīng)”，即《詩》、《書》、《易》、《禮》、《樂》、《春秋》。不管怎樣，“藝”意味著靈巧、機變、有尺度感，在適時應和之中讓“陰陽”或“相異者”相交，從而當場引發(fā)出某種事物和情境，因而能養(yǎng)成人的分寸感和對時機的領會。

中獲得新鮮的詮釋含義。因此，他不但本人愛引《詩》，而且特別鼓勵學生創(chuàng)造性地詮釋《詩》，以造成領會禮和其他問題的時機或意境。（《論語》1/15，3/8）至于《春秋》，絕不止是史書，而是孔子的政治、倫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時機（事件的時機、語言的時機）性的表達。可以說，這些藝在孔子那里是轉化了的卦象，通過它們而領會到更有“文”化含義的易理。

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頭。沒有技藝活動開顯出的原發(fā)時境，就無活生生的“至”極（《論語》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對于孔子，中庸的終極含義就是“時中”；（《中庸》2章）即“隨時以處中”，或“總在最佳的時機中”。于是，《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庸》1章）這正是禮、樂、詩等藝術讓人達到的時機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同上）這“中和”正是對“原發(fā)天時”的最合適的一種領會和表達，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因為“天時”對于中國古賢來講就是活的終極、生成著的“中極”。孟子贊孔子為“圣之時也者”，（《孟子?萬章下》）可謂言中！

老子的學說盡管不看重“藝”，但同樣富于時機化含義。看不到這一點就會將道家視為“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的典型。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陰陽的相激相交（“沖”），以至有氣化之“和”。此處“沖”字既可訓為"涌搖交匯”，又可訓為“虛”，從字面上看，則也可與“中”有關。兩極相交而生居中之虛境，于義亦妥。帛書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這陰陽交生之中虛或中和者，必含有原發(fā)的時機性。“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老子》16章）可見在這虛極之處，有“作”有“復”，以構成“惚恍”之象。“視之不見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執(zhí)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老子》14章）[15]“夷”、“希”、“微”都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無”的那樣一種“惚恍”的居中狀態(tài)，因此“不可”被規(guī)定（“致詰”）為任何可對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現(xiàn)之“狀”。但它們又都有來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老子》5章）但這“來”不見其首，這“?ァ輩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混而為一”，可以理解為原發(fā)時間的三時相[將來、過去、現(xiàn)在]媾生合一的氤氳狀態(tài)。而且，原文確實馬上談到了時間之“今”與“古”。今與古的交織回蕩構成了“道紀”和“自然”。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時為業(yè)，……時變是守”，（同上序）很有見地。但須知道家的這個要旨與《易》理相通，也就是與先秦儒家的天時領會相通，而將“儒墨”置于同一檔次大為不妥。至《莊子》，此“時”義大張。“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莊子》逍遙游）就是游于原發(fā)天時的境界。這不限于“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莊子?養(yǎng)生主》）這類說法里的時機領會，更意味著“游乎天地之一氣”（《莊子?大宗師》）的終極或中極時機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講的“處乎材與不材之間”就意味著這樣一個“與時俱化，……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時中”境界。

由以上這些闡述可知先秦人對“時”的極度敏感和原發(fā)領會。這里需要指出一點，即“隨時”、“與時消息”、“守時”、“因時”等，絕不只是“按（現(xiàn)成的）時刻表做事”，更不是無真義可言的“機會主義”，而意味著進入或參與到原發(fā)時間或天時的構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隨”和“因”。所以，隨此天時而動就必為此時所化而“至誠”，也必因此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這就是《中庸》講的“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在《中庸》的語境中，“至誠”相當于本文講的“原發(fā)時間”，所以“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動地順因外在的規(guī)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24章）此為圣人境界。

三.天時的各種表現(xiàn)――天之時。

這種對原發(fā)時間的關注來自中國的遠古傳統(tǒng)，也反過來深刻地影響著先秦之后中國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時間上的講究和安排。有的還保持了對于原發(fā)時間的體驗，有的則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時間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國古人“仰觀于天”的長久熱情在其他文明古國也有，但中國人由此不僅發(fā)展出測時的歷法和作預言的占星術，而且將這種比較外在意義上的“天時”轉化到人的生存領會和行為態(tài)勢中來，發(fā)展出了一種天人相參的時機化的時間觀。中國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質自然之天，亦非主體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蕩生發(fā)著的生存時境。

《易》一開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書，也絕不只是“觀類取象”，象征和描摹現(xiàn)代人講的“自然規(guī)律”的書。從根本上說來，它是一部“參天時”之書，通過卦象和解釋來領會陰陽、天人相交相背之時的種種形勢和處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誠”、“潛隱之韌”、“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時機化形勢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萬象之變化也竟可以視為媾生原發(fā)時間和生命意義之“易”。所以《系辭》說《易》是“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達的是超出西方分類原則的一種原發(fā)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變化出或關聯(lián)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歷法、兵法、醫(yī)術、建筑、藝術，還是治國和修身之道。

歷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圖”，其“來源甚古”；[16]它是將易卦中十二個有序的“陰陽消息”卦按“東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與之配合。由此而見一天十二時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陰陽如何消長；同時可見時間與（地理）空間方位的關系。類似的、做得更精巧復雜的“圖”還有許多，比如揉進了“節(jié)氣”的“卦氣七十二候圖”和“卦氣六日七分圖”等。由此，《易》與歷法結合；而中國的歷法自古便與人的活動時機緊密相連。

此外還有更復雜的“五運六氣”之說，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氣候及其與人的身體的關系。我想除了在中國古代的這種重天時的文化中，哪里也不會出現(xiàn)如此精微的“時刻表”。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推算雖然有法可依，卻又絕不是完全機械的，不然就喪失了原發(fā)天時的“原發(fā)”意義。這么多本身有時間性的因素相互影響、“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數(shù)和“規(guī)律”，而更有時潮的“隨-機”趨向。[18]最終的決斷或決定性的判斷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這時潮之人臨機作出。正所謂“時中（zhong四聲）”是也！不背醫(yī)書者不曉規(guī)矩方圓，只背醫(yī)書而不知運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對于中國古人，凡事做到精微處，無不有個太極陰陽五行，也就是變易之時機幾微。這里確有理性的深思熟慮，但也絕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關系；在最關鍵處總離不了時機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時”的裁決。所以養(yǎng)生治病如治國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問?氣交變大論》）才會得機得勢，透微入里，游于天時的韻律之中。

可以設想，這種陰陽五行、變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歷史和社會政治。以上已經(jīng)提及孔子作《春秋》，內含微言大義，即在歷史之時機情境和敘述之語境中“寓褒貶，別善惡”。戰(zhàn)國時的鄒衍，“深觀陰陽消息，……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看來，他已有意識地將“陰陽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現(xiàn)]”與君王之“治”聯(lián)系了起來。而且，這“五德”的時間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歷史時代。漢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將陰陽五行的歷史觀和社會政治觀與《春秋》直接掛連，全面闡釋出儒學的“天之時”的含義，建立起儒家在中國文化中的正統(tǒng)地位，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天性唯時，故人性亦唯時。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人則有喜怒哀樂之四氣；反過來說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樂之氣，人有春夏秋冬之時。（《繁露?天辨在人》）而關鍵在于：“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繁露?陰陽義》）這一點對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寫道：“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繁露?王道通三》）這種以文字為“象”而通其原義的作法頗有《易》的古風，而其闡發(fā)的王與天地貫通之“中”也頗有深義。“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時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shù)，亂世與惡歲同數(shù)，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時變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惡喜怒之發(fā)皆中節(jié)（即“義”的原義），就如同天之四時皆守時，則世治，如天之歲美。可見人主與天以時相通。“人主立于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同上）非常清楚，這正是《易》與陰陽五行思想的衍生和體現(xiàn)。

六氣”說所推衍的那樣，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氣候災變與人的身體中的五藏六腑的關系罷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說過的，董仲舒的推斷盡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絕對代替不了原發(fā)的時機決斷，因為這正是所有這些天時推衍的根據(jù)所在。原始反終，才會有真正的“應天因時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關于時代、朝代之變易，董仲舒有“三統(tǒng)”或“三正”之說。“三統(tǒng)”，就是指三個相繼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顏色、時制來“一統(tǒng)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這顏色首先來自物候之時機，比如當寅月（十三月）之時，“天統(tǒng)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如以這個月份為時制之“正月”，則是以黑色為統(tǒng)，于是朝服、車馬、旗幟等重要標志皆取黑色。退后一個月（丑月，十二月），則“天統(tǒng)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為正月的朝代為白統(tǒng)，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確定，視之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稱“三統(tǒng)”為“三正”。“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tǒng)于天下；……故謂之‘王正月’也。”（同上）。

照此說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陽尊陰卑”之說而維護“三綱五紀”的尊卑秩序，更依據(jù)陰陽易變而“天道靡常”的道理來接受并積極參與時代或朝代的更替，“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易?革?彖》）非如此不可謂“奉天應時”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禮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變易必是真正應天承運、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莊王》）也就是必以新統(tǒng)新時換舊統(tǒng)舊時，不然不足以示區(qū)別、“明天命”、“見天功”。無此《易》變，則無“正”、“統(tǒng)”可言，亦不會長久。這一說法或思路影響了后世歷代君王。可見中國的“正統(tǒng)”觀中充滿了天時見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經(jīng)學家不僅贊成朝代變易或政體“歷時”說，還主張這變易之中的和諧共在，即“通三統(tǒng)”的“同時”說。這“通三統(tǒng)”講的是，以新王或新時代為主導之統(tǒng)，但同時要讓前兩統(tǒng)或前兩王之后代以非主導的或邊緣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為公候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繁露?三代改制質文》）這二統(tǒng)仍奉其祖先當王時的正朔時制，因而在其方圓百里的公國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禮樂，當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統(tǒng)又出現(xiàn)后，最老的舊統(tǒng)就退出三統(tǒng)，而被稱為“帝”。帝有五位。新帝進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數(shù)。退帝者被稱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為民。“從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當前時制的兩統(tǒng)仍是“統(tǒng)”，只是不是“正[在主導之]統(tǒng)”。但它們代表了“過去”，也在某種“惚恍”的意義上代表了“未來”，因過去了的某一統(tǒng)起碼在形式上會再現(xiàn)而主宰未來的一個時代。這三個時代或時間向度的貫通，就是“通三統(tǒng)”。這“變”而“通”構成了任何一統(tǒng)或只變而不通的三統(tǒng)所沒有的活生生的“天時”感受，即傳統(tǒng)、現(xiàn)實和將來的充滿仁愛、正義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賦予歷史、文化、社會以原發(fā)的和自然和諧的生存意義。由此讓我們領會到孔子講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深邃含義。這是中國古代儒家天時觀在政治、歷史領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個表現(xiàn)，是原發(fā)的、時機化了的“人（仁）道主義”，在西方的政治理論中找不到對應者。董仲舒對《春秋》筆意（即寓褒貶于其中的記述方法）也做了許多討論，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這些都是更直接具體的時機化分析（“別嫌疑”）。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討論了。

結語：

本文闡述了中國古代的天時觀在《易》和幾位大思想家那時的“原發(fā)”表現(xiàn)，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國的古醫(yī)學和政治、歷史、社會的學說中。在我看來，不深刻了解這種天時思路，就不可能進入中國古代思想和整個中國文化的樞機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這種天時觀與對人的生存形勢的領會相通。在這個意義上，它與西方的現(xiàn)象學時間觀比較接近，尤其是與海德格爾的解釋學化的現(xiàn)象學時間觀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現(xiàn)象學的時間觀，哪怕是海德格爾所講的，都首先與個人的原發(fā)體驗相關；盡管這不必是主體主義的，而是歷史的和解釋學境域化的，但起碼它的討論方式要以個人體驗（“主體的內在意識”、“緣在”（dasein））為中心進行。中國的古代天時觀則不然，它出自與社團、種族的生存息息相關的日、月的循環(huán)消長，并被《易》象化，通過陰陽的“媾生”勢態(tài)和機理來領會時機的構成特點。所以，這種時間觀能孕育出各種極為精巧、復雜和準時準點（地點）的應時技藝和學說。在“朝向將來（以“將來”為時間重心）這一點上，天時觀與海德格爾的時間觀相仿佛，但在海德格爾那里，這種“朝向”或者表現(xiàn)為個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決斷”的體驗，或者表現(xiàn)為對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態(tài)。在《易》和《黃帝內經(jīng)》中，這種朝向卻是更豐富和活潑得多的；既可以是準時準點的預測（“知幾可以前知”），又可表現(xiàn)為“以德配天”的時機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素問?四時調神大論》）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國的天時觀缺少現(xiàn)象學那樣的詳審分析和追究，因而多為活靈活現(xiàn)的“體現(xiàn)”，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純現(xiàn)”，以至往往被后來的思想家們所忽視遺忘。

注釋：

[1]參見《希臘哲學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頁。又見w.k.c.格思里（guthrie）：《奧菲斯和希臘宗教》（orpheusandgreek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頁。

[2]亞里士多德：《物理學》219b1。

[3]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獻時盡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給出出處。其中的加強符皆來自引者。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頁以下。

[5]《周易譯注》，黃壽祺、張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頁。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seinundzeit）,tuebingen:neomarius，1949年，31頁。

[7]作者對于“象”的原義的討論還見于另一篇文章：“觀象”，見《讀書》，，4期。[8]《周易譯注》，153頁。

[9]參考《周易譯注》，406頁，但有所變動。

[10]參考《周易譯注》，45頁。

[11]參考《周易譯注》的譯文，但有較大改動。

[12]《國語?越語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處。

[13]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1卷，北京三聯(lián)，1956年，119，132頁。

[14]可譯為：“禮制以適應時機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順序”。

[15]此章最后一段依帛書本改動，即將王弼本的“執(zhí)古之道”變?yōu)椤皥?zhí)今之道”；“能知古始”變?yōu)椤耙灾攀肌薄⒁姟恫瘯献有Ｗⅰ罚呙髯本褐腥A書局，，298頁。

[16]《周易譯注》，56頁。

[17]《素問》和《靈樞》皆屬《黃帝內經(jīng)》，引用時不再標出《黃帝內經(jīng)》字樣。

[18]《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shù)，何也？’歧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同化”意味著構成時機的各種因子（比如“氣”、“運”）的疊合化洽。

[19]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經(jīng)學中的“三世說”（認人類歷史由或將由據(jù)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組成），似乎有目的論之嫌。但對三世說的解釋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學”，又可以是“復古慕古”而含“循環(huán)”之義。不過，可以肯定，《禮運》中“大同書”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當于太平世）比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會”的模式，而少天時智慧。我對三世說的評價與蔣慶君所說者（見蔣著《公羊學引論》，第5章，9節(jié)）不同，盡管我在閱讀其書時受益良多。

中國古代史論文范文

悠悠五千年華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豈料到了如今，竟然還敵不過歐洲中世紀、日本戰(zhàn)國之類雕蟲小技膾炙網(wǎng)民，真乃奇恥大辱也!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縱談的形式，展現(xiàn)華夏先進的軍事文化，用鐵的事實證明華夏兵家的偉大!

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絕非易事。

由于我國史學者的失職，可以尋找到的相關資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語的照搬、五花八門兵器的羅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紹，以如此凌亂的咨料，想撰寫高質量的縱談實在是頗費思量的事情。

為此，筆者不但要查閱大量相關資料，甚至還要從許多不相關的資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經(jīng)過分析、歸納、到撰寫成文，斷斷續(xù)續(xù)歷時近2個月，著實大費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縱談終于是完成了。

雖然還有諸如火器、雜兵器、野戰(zhàn)戰(zhàn)術之類內容暫時未能涉及，但筆者可以自信的說，這已經(jīng)是至今為止網(wǎng)絡上介紹最為系統(tǒng)、最有參考價值、也最言簡意賅的關于中國古代兵器的普及讀本了。

即使圖書中也難有匹敵者!呵呵，這可不是自賣自夸，而是由于查閱了大量資料，加上筆者認真的研究分析，實在沒理由達不到這種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雞蛋了。

筆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夠對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幾分欽佩與自豪，對歐洲中世紀、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謂日本戰(zhàn)國文化多幾分冷靜比較，這就是筆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與劍。

深思的是，歷史會如此迂回。

劍并非中原發(fā)明，刀才是正宗原產(chǎn)，然而從東周到西漢初，刀卻一度被廢棄了，而長刀則消沉得更久。

商代銅刀長度很短，長者也只與羅馬短劍相當，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許正因短刀重量較沉，靈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劍，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響廢刀用劍了。

短刀第二次出現(xiàn)已經(jīng)是時隔8、9的西漢了。

西漢是鐵的時代，蓬勃興起的煉鋼業(yè)將漢軍隊鑄成為那個時代罕見的鋼鐵雄師。

鋼鐵提供了兵器更為堅韌的骨骼，催生出長達1米的環(huán)首刀。

在尚無馬鞍和馬蹬的騎兵眼中，那粗獷有余細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蘊含了前所未見的凌厲殺氣，厚實的刀背將輕易承受住猛烈揮砍的應力，使他們化身為撲襲的獵鷹。

環(huán)首刀徹底取代長劍是在東漢末年，在那之后它將作為一個經(jīng)典和傳奇橫跨過300年時光直達隋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東晉就出現(xiàn)了分裂，導致兩種刀式的并行發(fā)展，一種是直窄樣式，另一種是近代常見的寬體樣式。

但古人對事物的革新總是異常謹慎，就如同他們腰里別著劍鞘千余年，才在波斯雙環(huán)的影響下，用繩將刀劍掛在腰際，寬體刀還要再承受幾百年的寂寞。

對環(huán)首刀的改進就是增加護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圓環(huán)，這個轉變自魏晉始至唐成熟，但這已經(jīng)使環(huán)首刀再無法稱為環(huán)首了。

改進后的刀分為三種，其中的戰(zhàn)刀稱作橫刀。

盡管環(huán)首刀日后將在中國完全絕跡，但'唐樣大刀'卻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來了，那稱得上帝國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充斥著嗜殺成性的暴君，戰(zhàn)亂迭起刺激了武器技術的發(fā)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復歸的時代，也是刀發(fā)揚的時代，短刀改變了，長刀東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聯(lián)為一體的刀脊，令同樣寬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應力，從而斬甲斷骨，但卻缺乏使刀刃開膛破腹的流暢弧線。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韌有余而剛硬不足。

但這只是歐洲和西亞的難題，中國用堅重的寬體刀將兩者合而為一，這完美的結合將只有日本太刀的靈活鋒銳可以打破。

太刀說來就來了，高碳鋼精鍛而成的微弧刀身異常迅猛，令人與兵器皆數(shù)粗制濫造的明軍大為惶恐。

師夷長技不敢當，因為明軍缺乏倭寇的野蠻，但對兵器樣式的學習倒顯得相當誠懇。

于是明軍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從1米長的單手刀，到2米長的雙手刀，連騎兵也未能脫離此列。

可惜武備無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貪腐和人心叛離，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終斷送了華夏基業(yè)。

當歐洲槍炮在中國土地炸響時，無論精致的武官刀，還是寬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處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zhàn)爭，但目的只是為了繳獲槍炮，當然或許騎兵還繼續(xù)使用過一段，總之刀衰落了。

劍有三個要素，一是長度，二是靈活性，三是結構強度。

長度利于先發(fā)制人和擴大防護，靈活性利于攻守應變，結構強度則決定劍的彎折。

短劍靈活有余而長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現(xiàn)樹立了劍之地位的春秋戰(zhàn)國之交，劍的長度也在逐步延長。

延長的辦法是改進劍身剖面，或許還會將背和刃分用含錫不同的銅水澆鑄，這些辦法都有助于提高劍身強度，使劍更為修長。

于是戰(zhàn)國便有了6、70厘米長的銅劍，而在登峰造極的西漢，這項紀錄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劍是中國武學的標志之一，但實際上這個標志卻只風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時光則更短。

隨著劍的不斷延長，問題出現(xiàn)了，固然長度能增強劍的攻擊優(yōu)勢，但卻降低了原先近距離擊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長的騎兵更是迫切需求專業(yè)的劈砍兵器。

于是環(huán)首刀應運而生，厚實的刀背比劍更不易彎折，同時制造工藝更簡單。

至于擊刺功能，與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長矛手將成為唯一的專業(yè)者。

劍曾將刀置于末路，但當技術更為提高后，刀又反過來要置劍于絕境了。

劍失去了實用功能，越來越歸于裝飾，向著高雅輕巧過渡，進入隋唐以后，就連官員也很少佩劍了。

不過當裝飾性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審美的需求就會掩蓋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劍就是證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當代那些裝飾華麗的匕首劍了。

當如今的人們津津樂道那些或纖細柔軟、或棱角方鈍的武術劍時，可曾想到劍的悲哀呢?

在刀劍間恩怨終結的同時，長刀也再度登場了。

因為長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幾百年，所以出現(xiàn)晚上幾百年，從同甘共苦的原則算起來倒也公平。

原始長刀除了刃平些、體窄些外，與斧鉞實在看不出多少差別，但再次復興的長刀，卻是得益于寬體短刀的發(fā)展，這點從東晉時期出現(xiàn)了可裝長柄的寬體短刀可以看出。

不過寬體長刀的正式出現(xiàn)可沒那麼早，東晉的偶然創(chuàng)新也許僅是騎戰(zhàn)時代的激情爆發(fā)，就像南北朝個別長達1.6米的環(huán)首刀不代表其常規(guī)長度一樣。

長刀復興后最早出現(xiàn)的是擁有兩刃的陌刀，這種刀至今雖未見實物，不過從其宋代繼承者掉刀那里，還是依稀可辨其三尖兩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稱刀之極長，因為過長意味著攻擊緩慢和不便揮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達3米。

陌刀曾在唐軍中叱咤一時，陌刀隊列陣于前橫向密進，大刀紛落敵陣，每擊都討得數(shù)人斃傷，所向無前。

但也許是作為砍擊兵器雙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見記載了，取代之占主導地位的是寬體長刀。

與宋代人文發(fā)達和軍事軟弱相比照，長刀的裝飾也是偏于華麗失之實際，但這并不能埋沒宋代長刀的歷史地位。

宋代為長刀創(chuàng)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詳?shù)馁仍碌丁⒚技獾丁ⅧP嘴刀、戟刀等都是那個時代出現(xiàn)的，以至明清兩代除分別創(chuàng)立鉤鐮刀和長桿鐮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難再有新樣式。

長刀應該比短刀更早衰落，隨著清帝國的崩潰，新式軍隊也許仍裝備短刀，笨重的長刀卻絕不會再用了。

第二章戈與矛。

早期的戈簡單說就是歪頭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長刀，是因為當時盛行車戰(zhàn)，而車戰(zhàn)的近戰(zhàn)是在戰(zhàn)車交錯時展開的，用矛的話很難借助戰(zhàn)車的沖力，同時也難以在交錯的瞬間擊中目標，沉甸甸的長刀則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損失效。

于是善于啄殺的戈就成了當然的主力。

春秋戰(zhàn)國之交，戰(zhàn)爭規(guī)模日益升級，類似歐洲中世紀的戰(zhàn)爭游戲變成了人民戰(zhàn)爭。

一待翻山越嶺的步兵使戰(zhàn)場不再局限于平原，銅弩機的使用令弩手升級為射馬殺人的好手，戰(zhàn)術謀略極大豐富，戰(zhàn)車的末日也就來到了。

但老派'騎士'的虛榮心此時尚未完全熄滅，于是戰(zhàn)車有了更多的戰(zhàn)馬、更厚更多的盾甲、連兩側軸頭都裝了驅殺步兵的扁矛，戈也發(fā)生了變化，頭部變成弧形，內刃加長像鐮刀，外刃增強了推的殺傷力，用推來對付步兵的圍攻。

可惜這一切還是無濟于事，戰(zhàn)車的終結到來于西漢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點，比如頭部易脫落、因揮擊而攻擊緩慢等。

所以后來戈通用的裝頭方法只有綁縛，看起來簡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緊。

不過揮擊緩慢是沒治了，而且桿部由于抗力方向問題還更易折斷，推又不如刺靈巧鋒利，到頭來唯一不可取代的價值還是啄。

因此隨著戰(zhàn)車的衰落，步兵擺脫了最大的側面威脅，其存在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矛的地位不遜于戈，戰(zhàn)車上往往也會裝備1-2支長矛以備不時之需，但矛卻始終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補了空白。

戟的出現(xiàn)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過并沒在戰(zhàn)斗中顯示出明顯優(yōu)勢，因此沒能得到重視。

到了秦漢，也許是戰(zhàn)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適應失去戈的轉變，戟就突然成了寵兒。

但戟也存在缺點。

比如容易被攪纏，漢代有種叫鉤鑲的帶鉤小盾就是專用來攪纏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給持戟人一刀。

另外騎兵沖鋒對戟的推鉤功能也不太依賴，刺的同時又推是多此一舉，鉤固然有用，但也帶來了戈的老毛病-頭部易脫落。

因此到了東漢，長戟的戟枝就越來越向前了，說白了就是像叉了，經(jīng)過魏晉更干脆把戟廢了，轉而全力發(fā)展矛。

這時候就該矛唱獨角戲了，長刀的出現(xiàn)還要再過幾百年，大斧則只是輔助兵器，所以矛在當時的長兵器序列里可謂一枝獨秀。

矛又叫槊，又分為馬槊和步槊，興起于漢末，估計那些三國名將絕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戰(zhàn)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時期，因為此時中原騎戰(zhàn)鼎盛，而身披兩襠鎧的重裝騎兵正是以槊和弓箭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較簡單，因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組武器序列中的一種罷了，用途在于較安全的刺倒敵人，掩護短刀手作戰(zhàn)。

因此對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藝是否高強，并非考察的關鍵。

馬槊的使用較復雜，因為槊不同于歐式長矛，后者單手持用只用于沖鋒，前者則雙手持用既沖鋒又近戰(zhàn)。

當騎兵沖入敵陣后會展開沖蕩，此時攻防的方向和范圍都遠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馳顛簸的馬背上，加之槊長達4米的慣性，毫無疑問，不經(jīng)過一定的嚴格訓練很容易破綻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稱槍，宋代是槍的黃金時代，種類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也許是對騎兵正面突破的依賴降低的緣故，馬槍的長度略有縮短，使其更靈活，同時制作更精良。

宋代馬槍頭部一般都有刺和鉤的雙重用途，槍后有可插入地的鐵鐓，桿上還有牛皮編成的提繩，看起來實在很體貼。

進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槍的種類也就簡化了，清代騎射起家，對冷兵器情有獨鐘，于是槍的種類再次豐富，甚至出現(xiàn)了近5米長的釘槍，已達中國長兵器長度禁忌的極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麼用。

矛最后的舞臺是抗日戰(zhàn)爭，紅纓槍的廣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為當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運與其祖先當初一樣，隨著歐洲槍炮的隆作，華夏無敵的美夢幻滅了，隨著玩具槍的出現(xiàn)，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睞擁有紅纓槍的孩子了。

中國古代教學思想論文

內容摘要：古人對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促使他們把山水畫的發(fā)展逐步引向內向性的認識，尤其是儒釋道思想對山水畫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會地位與對經(jīng)典思想的話語權以及他們對山水畫的權威性評論，是把山水畫引向內向性的理論依據(jù)。

關鍵詞：古代山水畫內向性圖真轉移。

中國山水畫的產(chǎn)生和思想內涵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知識背景和思想歷史有關，儒、釋、道思想的演變以及文學理論的影響，使中國山水畫成為了一種獨特的表現(xiàn)模式。畫家們將古人對自然的看法作為必須遵循的信條，傳統(tǒng)哲學思想下的思維模式成為繪畫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時期，畫家對自然的表現(xiàn)達到了近乎真實的境界，但其后的社會發(fā)展并沒有把“圖真”繼續(xù)發(fā)展下去，而整個社會的發(fā)展由外向被引入內向，在這個過程中，權力意識影響和左右著宮廷畫家及社會文化的導向，使來源于實踐的山水知識體系成為一種教條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與此同時，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會地位與對經(jīng)典思想的話語權，導致他們對山水畫的認識成為權威性的評論。受儒、釋、道思想的影響，文人士大夫更加強了思想內向性的傾向，所以，我們看到的中國山水畫是不同于西方風景繪畫的表現(xiàn)特征的。

一、古人對自然的看法和哲學思想的影響，是把山水畫的發(fā)展引向內向性的認識根源。

1.古人對自然的看法。

古人強調人與天地自然的關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這正是形成山水畫的一個意識因素。正是人對自然的主動親近，才能使人與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畫成為傳達古人對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場所，也是一個物質層面表達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對天地自然的情懷，用筆墨傳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為自身心靈情感的外化載體，繼而去追尋宇宙間的大道。此時，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與“圖真”之貌這些物質境界，僅僅是空靈的藝術精神境界的物質表達途徑，所以“圖真”并非古人對山水的終極追求，這樣一來山水畫就有了被引向內心的意識基礎。

2.儒、釋、道哲學思想的影響。

山水畫受儒家思想影響深遠。古人把“游于藝”作為他們從藝的標準，其中規(guī)定了中國畫的性質和方向，像米芾，蘇東坡、倪云林、黃公望等文人把墨戲看做藝術的最高標準。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山水畫，在經(jīng)歷了早期對自然近乎真實的“圖真”表現(xiàn)之后轉向了另一個方向。一個以“解胸中逸氣”為目標的發(fā)展方向，一個更加關照自身內心世界情感發(fā)展的方向，這樣一來山水畫就被有意識地引向思想的內向性。

3.老、莊的道家思想對山水畫內向性的影響。

莊子主張藝術家是絕對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對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道家拒絕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脫，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張怡情悅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畫的主要畫家大多是具有隱士思想的人，作畫多自娛，所以道家思想對古代繪畫影響巨大。老、莊之道是形而上的，老莊思想把畫家引向思想的內向性，引向內心世界。內心情感的表現(xiàn)是他們在創(chuàng)作中非常在意的，因為一些畫家無法實現(xiàn)自身的社會價值，因此思想意識的轉向在此時成為一種必然。兩宋之后的山水畫家都以此作為藝術的最高標準。宋代畫家在山水畫上所表現(xiàn)的'觀點正是道家思想內向性轉變的思想呈現(xiàn)。

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畫家受道家思想影響較深。元代初期的社會政治因素和異族人的統(tǒng)治，導致畫家、學者、詩人等離散各地，政治上備受壓抑，權力進一步喪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遙出世，知識分子的心境向內向性進一步發(fā)展，這時出現(xiàn)的“復古”態(tài)度成為了一種躲避與逃離現(xiàn)實的依托。當山水畫歷經(jīng)了圖真表現(xiàn)的兩宋時期，開始轉向內向之時，畫家們已經(jīng)真切地認識到了繪畫與真實的徹底分離，這種內向性轉移不是無意識的，而是一種在社會各種因素作用下有意識的集體意識轉變。

老莊思想對明清繪畫的影響仍很大，山水畫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單純的物理圖真的視覺滿足。這些思想體現(xiàn)了畫家在思想上對自身的反思以及對內心的思考參悟，這直接導致了山水畫思想的內向性轉變。

二、文人士大夫對山水畫權威性的評論，是把山水畫引向內向性的理論依據(jù)。

中國山水畫是與山水理論共同發(fā)展起來的，畫論多以哲學為基礎，基本上都是繪畫美學，這些都和中國文人的社會地位有關。當文人介入繪畫之后，繪畫就不再是單純的圖像表現(xiàn)了。文人畫重書法用筆，如果一個畫畫的人不懂得文學、不讀書，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賞的畫才叫高雅，否則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畫。文人話語系統(tǒng)構成社會文化不可逾越的標準，所以當文人鄙視“形似”時，畫院的畫家都尊其理論。同時，文人士大夫把他們對社會、自然及人生的認識所形成的哲學思想反映到山水畫之中，用理論著作的方式，對自然山水進行權威性的解釋和闡述，這些儒釋道思想成為山水畫的審美準則，文人畫成為中國畫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從五代以來的繪畫發(fā)展演變中可以看出，文人畫不是流派，而是中國畫演變的結果。

中國古代山水畫在表達自然的“圖真”之后，由于儒、釋、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響，畫家的思想與認識被引向內心修養(yǎng)的最高精神境界。繪畫是否表現(xiàn)“象”外之意成為審美理想的標準，后世中國傳統(tǒng)山水畫就在五代兩宋畫家確立的藝術精神追求中，繪畫風格與筆墨程式上整體向思想的內向性轉移，這樣就形成了獨特的中國山水畫藝術。

參考文獻：

[1]陳傳席.中國繪畫美學史[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呂澎.溪山清遠——兩宋時期山水畫的歷史與趣味轉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國古代哲學智慧論文

謝道韞身出名門，系東晉安西將軍謝奕之女。王謝世家，在魏晉南北朝那是響當當?shù)淖痔枴＜词乖陂T閥林立的東晉，王謝兩門也自視極高，婚嫁除了入宮攀龍附鳳以外，都只在兩族之內進行。他們兩家在晉朝消亡之后仍是風光不減，直到梁武帝時大梟雄侯景向兩族求婚被拒絕遂視此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時順便將王謝兩族徹底誅絕。王謝的數(shù)代風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劉禹錫的一首，“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讓后人懷詠。謝道韞還是個小mm的時候就相當了得。

一次叔父謝安問她，“《毛詩》中何句最佳?”，謝道韞答道，”詩經(jīng)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謝安大贊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這一贊，謝安何等樣人，不說他在淝水之戰(zhàn)中的鎮(zhèn)定氣度，也不說他權謀機變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歸隱的澹泊心態(tài)，只說后世的詩仙李太白向來眼高于頂，有著天子呼來不上來的狂氣，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這個東山不出的謝安石。其時天下號稱名士的何止千萬，能得謝安一贊幾乎可以藉此榮耀終身。

另一則故事就更經(jīng)典了，一次冬日謝氏家族聚會，正趕上大雪鵝毛般片片落下，謝安于溫酒賞雪之余，雅興大發(fā)，問在座的謝氏后輩，飄飄大雪何所似?謝道韞的堂哥謝明接口：“撒鹽空中差可擬。”

(這位老兄空中撒鹽何故，難道想人工降雪?：))。謝道韞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風起。”簡單一句，謝道韞的詩情才氣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謝安大聲稱善，夸獎道韞敏慧過人。

中國古代教學思想論文

摘要：在我國語文教學而言，朱自清先生對于語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實踐和研究過程中，他通過不同的視角，對語文教育的多個層面發(fā)表了不少真知灼見，從而使當時的語文教學工作具備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時又具備較強的獨創(chuàng)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語文教學思想具備嚴謹?shù)睦碚擉w系，不僅在當時立足中國的基本國情，同時能夠較好的適應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的需求，具備較強的開拓性精神和價值，即便是在當前教育改革的時期，其別具一格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備較強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朱自清；語文教學思想；現(xiàn)代中學；語文教學。

語文課程作為我國基礎教育設置最早的一門學科，從小學階段直到高中畢業(yè)的期間，學生一直都要進行系統(tǒng)化的學習，以至于學生和教師對于語文課都不敢掉以輕心，將其作為學習階段的重要基礎性學科。而國家在語文學科的建設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但是我國目前的改革現(xiàn)狀仍不令人滿意。談及目前的語文教學過程中存在較大的問題，幾乎能列舉出各種各樣教師存在的問題。例如教學模式過于機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動和樂趣性、缺乏啟示性和激發(fā)性等，從而導致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不足，進而出現(xiàn)學生厭學、教師厭教的不良因素，最終使得整個課程的教學計劃難以完成。

一、朱自清語文教育思想的特點。

對于朱自清語文教學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機統(tǒng)一是其最大的特點。朱自清極力駁斥傳統(tǒng)觀點將語文學科作為一種工具性學科對待的態(tài)度，他認為，在語文教學中，應該以人格教育為理念，以培養(yǎng)學生的全面能力為目標，培養(yǎng)學生發(fā)散思維、感情培養(yǎng)等多種需求。在師生關系中，朱自清強調要堅持以學生作為教學工作的中心，教師在其中應該處于輔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學內容的選擇、閱讀、寫作、語言訓練等多方面都應該融入強大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也是朱自清語文教育的內涵所在[1]。在其理論認為，語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對彼此聯(lián)系、相互影響、缺一不可的共同體。如果單純考慮語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將語文的額絢爛多彩的內涵以及獨具一格的魅力抹殺，同時也會給語文教學工作帶來形式化的不良影響；如果單純考慮其人文性特點，又會產(chǎn)生對基礎性知識和讀寫能力等環(huán)節(jié)的弱化，同樣也不利于語文教學工作的良性發(fā)展。因此，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應該是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礎，也是推動語文教學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內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同樣也是實現(xiàn)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兩者的融合發(fā)展對于提高現(xiàn)代語文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實現(xiàn)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tǒng)一，應該堅持兩者兼顧的原則，避免出現(xiàn)過猶不及的情況。

1、培養(yǎng)學生的語文閱讀的習慣，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yǎng)。

在中學的語文教學中，要提升學生的語文綜合素養(yǎng)，就要通過大量的閱讀來拓寬學生的認知范圍，通過開拓出多樣化的學習渠道，構建良好的語文學習環(huán)境，引導學生進行有效閱讀。與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在中學的語文學習過程中，學生在實際的生活中通過人際交往已經(jīng)掌握一定的聽說能力。在進入學校學習后，不僅可以通過課堂教學進行學習，而且可以利用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等多種語言環(huán)境，來實現(xiàn)語言的學習和應用。有實踐研究表明，語文綜合能力比較強的人，一般情況下都是通過課后的自主學習來強化其語言運用能力。但是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卻往往忽視了課外學習的重要性，只是將學習途徑局限于課堂之上，視野范圍僅停留在教科書之上，忽視了課外閱讀。這樣使得語文教學比較封閉，不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在教學過程中借鑒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對學生的自學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學生去自助也與，在閱讀過程中進行感悟，積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語言能力，養(yǎng)成獨立思考的習慣，從而提升語文能力。

2、使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培養(yǎng)學生的思維能力。

語文教學也和其他的學科一樣，培養(yǎng)學生認識世界以及學生的思維能力。語文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工具性學科，可以培養(yǎng)人們學習知識，認知文明，有著比較高的功用價值，主要是培養(yǎng)人們的獨立思考，促進人們發(fā)散思維進行創(chuàng)造性地想象。對于中學階段的學生來說，語文在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上顯得更加的重要。中學生正在處于思想不斷發(fā)展成熟的過程，思維比較活躍，有著較強的可塑性。對于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學階段的語文教學中，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引導者，在教學過程中要借鑒朱自清的思想，充分發(fā)揮自身的作用，設計出符合學生興趣的教學內容和組織形式，同時要對課堂進行監(jiān)督，使得學生對語文學習產(chǎn)生興趣，提升語文學習的效果[3]。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現(xiàn)代化教學理念之下，語文教學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傳和死記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師應該通過積極的教學方式，激發(fā)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啟發(fā)學生進行主動探索和思考，引導學生進行積極的探究、創(chuàng)新和研究，使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工作之中。語文學習作為一個需要長期積累的學科，就需要學生在探究、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通過培養(yǎng)語文習慣和語文能力的過程，實現(xiàn)其培養(yǎng)學生人格的目標。根據(jù)這層意義，朱自強的語文教學理念中的教學目標無疑和現(xiàn)代語文教學特征不謀而合，因此必然會對現(xiàn)代中學語文教學工作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2]馬萍.朱自清作文教學思想與初中作文教學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3):94.

[3]張錦艷.朱自清作文教學思想與初中作文教學改革研究[d].揚州大學,.

中國古代文學的論文【】

通常來講古代文學作為中文專業(yè)中的較為重要的一門課程對于中文專業(yè)學生的后續(xù)發(fā)展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該門專業(yè)課程從本質上講涉及知識領域較為寬泛，不僅涵括史學知識，同時還涵括文學知識，甚至是哲學知識也包含在內。課程從內容上講可以說是我國上下三千年的文學知識綜合體，不僅含有較為豐富的藝術風格同時還含有眾多的文學形式。因而可以說該門專業(yè)課程對于提高中文專業(yè)學生的人文素質以及藝術修養(yǎng)都具有積極的影響價值。

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實際教學意義主要是體現(xiàn)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夠促進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以及實際演變過程和相應的文體發(fā)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過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及較多的文學形式進行幫助學生了解古人思想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了解這些文學知識對于后世的實際影響價值。其三是通過對于古代文學的實際學習能夠提高學生文學素養(yǎng)以及幫助學生具備崇高的文學情懷，并促進學生將這種文學素養(yǎng)以及文學情懷實際的應用在現(xiàn)實的工作學習中，進而為我國的文學事業(yè)發(fā)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1、教學方法之啟發(fā)式。

對于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實際教學方法的研究首先要從啟發(fā)教學展開。具體來講所謂的啟發(fā)教學主要是指教師在進行古代文學實際教學環(huán)節(jié)中依據(jù)學生學習客觀規(guī)律以及教學任務最大化的激發(fā)學生對于課程的學習積極性，調動學生處于主體學習地位，通過正確引導學生進而幫助學生主動解決學習中實際遇到問題的一種教學方式。該種教學方式主要是強調對于學生學習過程的良好啟發(fā)與引導，通過應用該種教學方式進而促進學生積極主動進行文學知識研究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將文學思維給與有效拓展。如果將該種教學方式進行比喻的話，啟發(fā)教學就是在教師的循序引導啟發(fā)下讓學生自主開啟文學的學習大門。例如教師在講解“《詩經(jīng)王風》”中可以就“悠悠蒼天而此何人哉”這句話向學生進行提問，而之所以專門針對該句話提問的原因在于：對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題的關鍵所在[1]。而教師在提出該問題之后可以鼓勵學生帶著問題進行自由解讀并對在解讀之后闡述對“何人”的個人見解。通過這種啟發(fā)提問進而引導學生掌握正確的解讀方向并最終獲得文學知識。

2、教學方法之情境式。

對于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實際教學方法的研究還可以從情境教學展開。具體來講所謂的情境教學主要是指教師在進行古代文學實際教學環(huán)節(jié)中通過創(chuàng)設一些生動的場景氛圍來幫助學生有效的理解文學知識并促進學生實際心理機能獲得良好性發(fā)展的一種教學方式。而應用該種教學方式一方面能夠促進學生對于文學知識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夠對學生的實際文學審美進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師在講解唐代詩人張若虛的著名詩歌時就可以進行文學情境的有效創(chuàng)設，通過播放“春江花月夜”進而讓學生在優(yōu)美的音樂旋律中感知詩歌內在情感，同時通過動人旋律在大腦中勾勒出詩歌聯(lián)想畫面，而這種身臨其境的情感感知則能夠促進學生加深對于詩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師在講解莊子的名作“《逍遙游》”的時候還可以通過利用多媒體制作漫畫課件來創(chuàng)設文學情境，學生通過這種漫畫課件的形式猶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進而將文學知識更加的形象具體化。總結來講無論是利用音樂還是多媒體來進行文學情境的實際創(chuàng)設都可以較好的促進學生對于文學知識的有效深層次獲取。

3、教學方法之表演式。

對于古代文學這門課程實際教學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兩種教學方式之外，還可以從表演教學展開。具體來講所謂的表演教學主要是指通過將學生放置于實際的文學情節(jié)演繹中進行促進學生獲取文學知識的一種教學方式。而應用該種教學方式則一方面能夠促進學生最大化的發(fā)揮文學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夠促進學生不斷提高文學創(chuàng)新意識。例如教師在講解王實甫的名作“《西廂記》”的時候就可以針對文學作品中的不同人物進行角色劃分，將學生分為不同的小組通過自身對于該文學作品的實際理解來進行文學表演，而具體的情節(jié)設置以及演繹道具都需要學生進行實際準備，而學生在該種文學演繹過程中也會直接加深對于文學知識的理解，同時將自己的一些文學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師在講解“《紅樓夢》”的時候同樣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學方式來開展實際教學活動。總結來講通過表演教學能夠最大化的提高學生對于古代文學知識的有效理解還能最大化提高其創(chuàng)新意識。

綜上分析可知我國在進行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傳承，而作為實現(xiàn)文化良好傳承的中文專業(yè)則逐漸受到了社會大眾的廣泛性關注。而作為中文專業(yè)中較為重要的古代文學課程而言，良好的教學方式則可以有效的促進該門課程教學實際目標的有效實現(xiàn)，通過利用啟發(fā)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講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這五種教學方法進而真正的促進中文專業(yè)學生獲得人文素養(yǎng)的有效提高以及專業(yè)知識的有效掌握，為其今后良好發(fā)展奠定堅實基礎。

[1]張海楠。對開放教育專科《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學模式應用實踐探討[j]。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4，05:80-82.

[2]王自紅。民族地區(qū)高校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與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學院漢語文系為例[j]。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04:111-113.

中國古代的快遞業(yè)分析論文

一完善征信業(yè)監(jiān)管體系的必要性。

完善征信業(yè)監(jiān)管體系的目的是通過運用征信法規(guī)開展征信監(jiān)管實行行業(yè)自律等方式,規(guī)范征信機構的行為,維護征信市場的正常秩序,促進征信業(yè)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保障被征信人的合法權利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促進我國征信業(yè)快速健康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二)維護被征信人合法權益的客觀需要。

(三)健全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的社會信用體系的重要保障。

二國外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選擇與啟示。

(一)國外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概述。

由于征信數(shù)據(jù)及其處理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比較敏感,因此不論哪一國政府對征信行業(yè)都要進行監(jiān)督管理,但各國對監(jiān)管體系的選擇有很大的區(qū)別目前國際上主要存在以下幾種監(jiān)管模式：

1.美國模式——以征信公司商業(yè)運作為基礎的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

2.歐洲模式——以中央銀行建立征信系統(tǒng)為基礎的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

3?郾“政府驅動型”監(jiān)管模式——以政府為主導建立的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

(二)國外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啟示一：政府對征信業(yè)的管理方式與該國征信業(yè)法律體系的發(fā)展狀況密切相關。

啟示二：各國監(jiān)管機構不僅管理征信業(yè),而且還代表政府直接推動征信業(yè)發(fā)展。

啟示三：征信業(yè)的發(fā)展歷史和發(fā)展現(xiàn)狀是各國選擇征信監(jiān)管模式的主要依據(jù)。

三我國征信業(yè)監(jiān)管體系現(xiàn)狀。

(一)征信法律法規(guī)建設滯后,尚未形成剛性的市場監(jiān)管。

(二)行政監(jiān)管模式尚未成熟,未能形成統(tǒng)一的市場監(jiān)管。

行政監(jiān)管是法律監(jiān)管的必要補充,在我國相關法律法規(guī)建立健全之前,行政監(jiān)管尤為重要目前,我國的征信業(yè)監(jiān)管模式尚未成熟,主要表現(xiàn)在：

(三)征信行業(yè)缺乏自律機制,難以達到規(guī)范的市場監(jiān)管。

四借鑒國外監(jiān)管模式,完善我國征信業(yè)監(jiān)管體系的政策建議。

(一)借鑒國外監(jiān)管模式應遵循的原則。

(二)完善我國征信業(yè)監(jiān)管體系的政策建議。

規(guī)范我國的征信市場秩序,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系統(tǒng)工程,包括許多方面的內容,而征信業(yè)監(jiān)管體系的完善無疑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針對我國征信監(jiān)管中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強化：

中國古代教學思想論文

摘要:中國古代關于生涯發(fā)展的哲學思想極其豐富,以《周易》為發(fā)端形成的多種流派的人生哲學思想對人的成長、進步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職業(yè)指導工作,就應認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國文化當中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精華,建立符合中國社會要求的生涯發(fā)展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指導人的成長,促進人的職業(yè)發(fā)展。

關鍵詞:生涯發(fā)展;人生哲學;職業(yè)指導。

“生涯”一詞很早就有,如《莊子養(yǎng)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南朝沈炯《獨酌謠》“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等,這些文獻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現(xiàn)在,“生涯”則是指從事某種活動或職業(yè),又稱職業(yè)生涯。或者說“生涯”就是植入職業(yè)元素的人生,生涯發(fā)展則是指人通過職業(yè)活動獲得的成長和進步,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積累、豐富,人生價值的實現(xiàn)。

中國自古就關注人生問題,人生哲學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釋家等,有著不同的思想方法,并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人生價值、人與外界的關系、人的生存、人的發(fā)展,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關于人的生涯發(fā)展的問題。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的思想體系長期指導著人的成長和發(fā)展,并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起著重要作用。我國古代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資源是極其豐富的,因此我們要進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將它們運用到職業(yè)發(fā)展教育和職業(yè)指導當中,以建立符合我國文化背景、能促進大學生健康成長的生涯發(fā)展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的源頭。

《周易》被認為是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的源頭。《周易》哲學的中心是人生論,它把對宇宙本體及其屬性的形上體察作為人類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據(jù),在宇宙與人生的密切關系中確立人類的精神家園,關于生涯發(fā)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關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認為處世有三大法寶: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萬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無視個體的社會屬性,每個人都應在世界上找準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對他人的誠信要發(fā)自內心;第三是“和”,就是與他人的關系要保持和諧、順暢。《周易》還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要把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達地面對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達到目的。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居易使命,與時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們的座右銘。

《周易》以人生必變、所變、不變的規(guī)律,闡明人生知變、應變、適變的法則,并以此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指導人們的成長和進步,可謂生涯發(fā)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長期處于主導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繼承、發(fā)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學思想,在關于生涯發(fā)展思想方面長期處于主導地位。儒家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有兩個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正名就是建立一種倫理道德的人際關系,也就是“仁”。仁的意義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獨善其身,其次是在個人修身完成具備道德力量以利大眾時,開始群體生活的人際關系,達到自己的完善,成為兼濟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2.順應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樣,孔子也感嘆人生苦短,因此他認為在人生發(fā)展的整個過程中都要順時應天,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在《論語為政篇》中他自稱:“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是對人生過程深刻的闡釋,是最早關于人生發(fā)展階段的理論。孔子以自己的經(jīng)歷告誡后人,人在二十歲以前應該好學,學思結合,學以致用,從而為實現(xiàn)個體人向社會人的轉變作好準備;三十歲追求內在的獨立,建立心靈內在的自信;四十歲不再為是非公平所困擾,淡定從容;五十歲不怨天,不尤人;六十歲能悲天憫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別人的所思所為;七十歲建立內心的價值體系,將人生的種種壓力轉化,瀟灑自如地應對世間所有的事情,以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還非常注重對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討,對人生立志問題的認識極其深刻,《論語》中對“志”有多處論述,專談立志問題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篇》)。孔子還強調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嚴格要求自己,對高貴應“不為茍得”,對生死應“無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頑強的奮斗精神,不計較生活的好壞和環(huán)境的優(yōu)劣,要努力奮斗、絕不灰心,堅韌地“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篇》。另外,“志于道”(《論語述而篇》)、“博學而篤志”(《論語子張篇》)等論述,也都是積極人生觀的體現(xiàn)。

孟子更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觀,有一種“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軒昂霸氣,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無可奈何更為堅毅和充滿斗爭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暫時遇到挫折和困難,也不過是一些必經(jīng)的考驗,人要想成功,就必須經(jīng)風雨、見世面。他認為,人只有在逆境中奮斗,才能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所謂“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說的就是人只有在憂患中才能生存,貪圖安樂就必然會導致滅亡。在面對困境時,孟子主張“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實現(xiàn)自我人生價值。

三、主張自我發(fā)展的道家的生涯發(fā)展思想備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經(jīng)》雖寥寥數(shù)千言,卻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則對人生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體性原則是從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諦。老子認為,一個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間的獨立性問題才是解決人生問題的根源,人生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不在于社會的混亂、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際關系的疏離,而在于人與自己的疏離。也就是說,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祿、榮華富貴,雖會引誘人墮落,但導致墮落的真正原因還是自己定力不夠,沒有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不能止息它對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達到一種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開啟心靈,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諧,進而使人與自然和諧。《道德經(jīng)》第三十三章中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老子認為,人不僅要知人、勝人,而且要自知、自勝。也就是說,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要靠自己發(fā)揮,如果不能全面正確地理解自己,不能發(fā)揚優(yōu)點、克服缺點,就不能很好地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勝,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豐富和充實。自勝要求自我修煉,使自己具備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觀對客觀的應變能力。自勝的人能時時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靜又積極主動;能理智地認識環(huán)境,使自己的行為不至于受到不應有的誘惑和干擾。自己對眼前的物質享受必須有所知足,若終日過分追求物質享受,則會欲壑難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為強者,才能知難而進、鍥而不舍。

道家的無為思想并不是無所為,而是效法“道”的順應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來對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質是無,“道”的作為是無為,而無為的成果和功能卻是有為。因此,無為絕不等于無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調整心態(tài),抑制情欲,拒絕誘惑,使自己不受塵世利欲的熏染,從而進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為基礎的人生哲學要求人們善化心靈,約束心性,實現(xiàn)無為到無所不為的飛躍,這對現(xiàn)代人排除各種急功近利的思想從而完善自我有借鑒作用。

四、正確對待釋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觀。

釋家是佛教的別稱。釋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們通過在生活實踐中的修學準確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進而從容于世界,最終使“真我”實現(xiàn)完全徹底的自在圓融無礙。在人生態(tài)度方面,釋家非常重視修行,重視“出世”和“入世”。釋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們遠離社會現(xiàn)實,而“入世”則是要人們服務社會,二者的結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yè)。釋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眾生,要求凈化自己,做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個什么樣的人”的問題。

在人生價值方面,釋家的主要思想體現(xiàn)是人生是否有價值、如何看待人生價值、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是什么等。釋家認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運,安于忍受世間的一切痛苦是每個人的義務,也是人的價值所在。在對待“苦”的問題上,釋家提倡于己要消滅欲望,要“慈悲為懷”“悲天憫人”,因此人生的意義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釋家認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眾生”。釋家從“人生是痛苦的”這一價值判斷出發(fā),主張個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進入涅境界。“涅”是釋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這個階段也就真正斷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雖然釋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體內容不可取,但這種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發(fā)展中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中國古代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是東方文明的偉大成果,是先人留給后人的巨大精神財富。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價值觀,終極關懷則是人的成長和發(fā)展。雖然他們所提倡的人生價值的具體內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關于奮發(fā)圖強、樹立遠大理想、重視道德與人格修養(yǎng)、建功立業(yè)、奉獻社會、輕物質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卻是符合社會發(fā)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遠繼承和發(fā)揚,在今天物質生活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尤其具有特殊意義。關于生涯發(fā)展的思想體系,我國很早就已出現(xiàn)和形成,現(xiàn)在我們要認真進行挖掘、整理、充實和完善,將科學的、符合社會發(fā)展要求的生涯發(fā)展思想運用到具體的職業(yè)實踐當中,以指導我們的工作,促進人的職業(yè)發(fā)展。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環(huán)境下,職業(yè)發(fā)展教育和職業(yè)生涯規(guī)劃越來越受到重視。但目前我們的職業(yè)指導過分依賴西方的理論和技術,性格測試、心理測評、職業(yè)測評等手段被盲目運用,更為嚴重的是,很多時候我們將西方國家人的價值體系嫁接到我國,片面提倡自我發(fā)展,這就很容易導致自我膨脹,使職業(yè)發(fā)展教育脫離中國的文化背景,與構建和諧社會相背離。因此,我們要積極發(fā)掘我國古代生涯發(fā)展的智慧資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西合璧,這樣才能構建更加完善的職業(yè)生涯發(fā)展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技術手段,從而保證職業(yè)發(fā)展教育起到應有的積極作用。

實踐告訴我們,人的生涯問題很多是思想上和認識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論和測量方法去解決不可,我國古代生涯發(fā)展哲學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夠使問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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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中國古代數(shù)字的崇拜論文

摘要：:在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活動中，藝術的形式語言是它能夠呈現(xiàn)現(xiàn)實形象化的肌理，它以形象要素為基礎并高度提煉，是個體內在精神的表達，從感性到理性，以邏輯的秩序進行編織。而在建筑藝術中，建筑的形式語言是以表達空間為意圖，體現(xiàn)設計者對場地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歷史文化、人文風俗以及當時掌握的科學技術的一種回應。本文通過對安藤忠雄光之教堂的研究學習來探究其藝術創(chuàng)作中形式語言因素的運用和創(chuàng)作意義;在具體的作品分析中發(fā)現(xiàn)不同藝術創(chuàng)作形式語言在不同的綜合中所具有的多種潛在可能性。

關鍵詞：形式語言；安藤忠雄；光之教堂。

一、藝術創(chuàng)作形式語言概念。

（一）藝術創(chuàng)作形式語言概念分析。

隨著歷史進程和文明的不斷發(fā)展，當人類在物質層面的需要不斷得到滿足之后，在精神層面的需要也越來越位迫切，而人類進行信息交流的手段與方法也隨之發(fā)展。人類藝術的形式語言也正是人類在彼此交往過程和人類進程的不斷發(fā)展中，形成的一種特殊交流方式以及表達內心情感滿足精神需要的必要方式。12萬年前法國拉斯科洞窟中的野牛巖畫，便是人類的祖先用藝術繪畫形式傳遞某種對生活和自然觀念最早的形態(tài)語言，寄寓了原始人的精神信念。正如俄國現(xiàn)代抽象主義畫家康定斯基的諸多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那樣：《在正方形中》，以單純的幾何形來代替具體的形象，將它們排列、穿插、對比從而取得聯(lián)系，盡管沒有現(xiàn)實中對應的形象對我們在既定思維上的喚起，它高度簡練的抽象形式仍然讓我們感受到運動、分裂以及聚合的動勢。康定斯基用這種簡練的點、線、面以及明快單純的三原色，表現(xiàn)出美學中的動態(tài)美與靜態(tài)美以及顛覆過往的審美表現(xiàn)形式，表達了他的思想追求。在這里，藝術家以其徹底擺脫自然形態(tài)的限制，以簡單純粹的形式要素表達人類精神，追求內在的精神價值，表明這一時代已不再是藝術家以表達外部世界為主的時代，藝術家開始進一步尋求自我的意義與價值，這是一種內在自我的覺醒，這一時代不再是表面的、印象的，而是屬于人類探求自我的時代。而這一內在的表現(xiàn)形式越來越占據(jù)分量和地位。藝術的形式語言是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活動的現(xiàn)實形象化，如同語言構成方式的邏輯性，它是建立在形象要素的基礎上的高度提煉，是個體情感展現(xiàn)的表達方式，它將自然形象進行概括提煉，將個體情感高度抽象并總結，使其上升為理性高度，并以邏輯秩序的編織和體驗表達個體情感，從而進行精神上的交流。

（二）建筑中的形式語言概念分析。

語言是一些固定的結構關系。而建筑語言就是建筑的一些特定組織結構和關系。當前我們對國外許多優(yōu)秀建筑案例的研究已經(jīng)從對其建筑形式的簡單視覺判斷及模仿逐漸發(fā)展到探究隱藏在其建筑形式表象下的促成其形成的重要因素，這說明我們對建筑藝術創(chuàng)作的理解已經(jīng)從一個感性的認識慢慢發(fā)展到理性的認識。對于建筑形式語言的邏輯思考體現(xiàn)出建筑藝術的重要性與價值。然而我們對于建筑的形式語言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某種抽象的形式構成技法。建筑師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表達方式是一種以表達空間為意圖形式語言，它是建筑師對于該處場所所處于在特定的歷史、文化、地理環(huán)境以及科學技術等諸多因素下對特定場所的回應，其表達設計意圖的思想也是支撐該處空間邏輯生成的根本依據(jù)。而建筑空間的形式語言邏輯性也在最終被觀眾體驗的過程中再一次驗證。

二、安藤忠雄作品中的形式語言。

（一）建筑中光的運用與分析。

安藤忠雄的作品“光之教堂”，以抽象洗練的藝術形式營造出一個純粹空間。在這其中，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無論是倫勃朗還是印象派畫家，可以說，是光成就了他們。同樣的，在光之教堂中，光成為一種反映特定精神內涵的象征，所創(chuàng)造出的教堂具有高度的藝術純粹性。在這之中，安藤忠雄很好地把握了黑暗與光明的比例。正如中國園林回廊中常用的欲揚先抑的手法，光之教堂也運用了這樣的手法。在走過一條幽暗狹窄的走廊時，首先給人造成封閉的環(huán)境使得心理上有所壓抑，而在走廊盡頭突然的一個轉彎出現(xiàn)的開闊寬大的空間使得心理上的豁然開朗感覺被放大，對該空間的印象也更為深刻，尤其這個教堂的整面墻上是被十字形分割，引進自然光給人的感覺更為強烈。內外空間有節(jié)制和有意味的交流無論是對視覺上還是心理上的沖擊都是相當深刻的。正如安藤忠雄在他的《光影和形式》中所說：“在光明和黑暗的邊界線上，個體變得清晰并獲得形式。”而這個形式與藝術家所要表達的內容被完美印證了。光在空間中被分散成微小的顆粒，這些細致的變化使得空間中存在著精妙的韻感。

（二）建筑材質的運用與分析。

光之教堂的美還在于它的純粹性。它簡約的幾何形體，沒有過多花哨的裝飾，對于材質的理解與運用是其形式與內容統(tǒng)一的重要因素。表達每一種藝術美的語言是不同的。而這種純粹美的語言就在于它形式的統(tǒng)一。在材料上，光之教堂中對于素面材料的統(tǒng)一，如清水混凝土和未上漆面的木材，這種顯露真實材質的材料是藝術家思考深入的體現(xiàn)，對一種材料本質特性的構思與把握造就了形態(tài)上的純粹。而建筑單純的幾何性呈現(xiàn)出一種科學理智的特征。空間中光扮演了感性的成分，而幾何圍就的形體構建了理性的基石，由此感性與理性相得益彰，情感在理智的襯托下更加升華。形式表達內容，內容貫穿在形式的每一邊一角中。光之教堂的藝術美是樸素與深刻的，它拋卻了裝飾上的華美卻帶來了更為令人震撼的美。

（三）安藤忠雄建筑中形式語言所體現(xiàn)的內在精神價值的分析。

安藤忠雄在他一直以來的設計活動中始終秉持著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在他的設計中將用戶看作是“觀眾”或“參與者”，而不僅僅是一個“占有者”和“使用者”。將設計看作是可感知的設施，而不是僅僅只擁有功能性的遮蔽物。賦予建筑藝術以美感，而這種美感要為觀者所感知，并對觀者在精神上有所啟發(fā)。黑格爾認為美學是研究藝術的科學，因為美集中于藝術，它滿足人的審美需求，并激發(fā)起觀者的美感。美學是自鮑姆嘉通在1750出版了其著作《美學》兩卷的首卷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迄今為止，隨著藝術美學的發(fā)展，關于藝術美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產(chǎn)生了各種各樣的看法和觀點。哲學求真，藝術美學作為哲學的分支，它試圖給一切藝術及美的定義與關系等作下闡釋。藝術最初是一種技藝，在后來當文明向更高程度發(fā)展，藝術既是它的助力也被它推動，藝術開始賦予和被賦予情感，最終變成真正的藝術。當人類由追求物欲走向追求精神境界的滿足，藝術銜接客觀與主觀的存在，它將不僅由自然再現(xiàn)為目的，更是開始表現(xiàn)人的心靈境界的廣闊。馬克思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決定意識，而意識對物質具有反作用。藝術美學是社會特有的一種意識指導，正如光之教堂中打破教堂傳統(tǒng)的這種平等的意識觀念在將來產(chǎn)生的影響是無法預計的.，無論是在藝術的領域還是社會的領域，它始終是從大眾的角度，這種超越個人所追的求審美理想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是我們研究藝術美學的意義之一。藝術所體現(xiàn)的內在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表現(xiàn)其外在形式語言卻一直是所有設計者苦苦追尋的重要一點。不同于梵蒂岡中那些高高在上的教堂，在光之教堂中，安藤忠雄在這座建筑中融入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觀念。整個混凝土墻體以十字形分割，將外部空間拉入到內部空間仿佛仍然繼承著日本建筑的傳統(tǒng)，光的投射打破了整個空間的昏暗，帶來震撼，這一手法將宗教的信仰推升到最高位置。然而這并不是安藤忠雄最想強調的一環(huán)，在世界大部分的教堂中，主祭神臺總是高于觀眾，而在光之教堂中，信者的座位要高于神臺，在這里，整個教堂唯一的向下的斜路就是觀眾臺向神臺，神父站立的高度與觀眾坐著的高度是相齊平的。打破傳統(tǒng)教堂的模式，光之教堂在這里無疑要消除仰望在無形中帶來的不平等。縱橫的十字形是光之教堂中常常被人稱道的藝術，它體現(xiàn)了宗教藝術的精華，即信仰所帶來的渴望與希望。而降低主祭神臺抬高觀者的地位這種平等思想的存在與前者一起構筑了這座教堂的藝術美學理論，在建筑藝術中，融入由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才形成系統(tǒng)理論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加入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理解是藝術家真正想要表達的內容。在這里，光之教堂作為一種藝術更為深刻地表現(xiàn)出不僅僅是通往美的道路的所見，而更是作為現(xiàn)實中藝術的存在，這是一種藝術境界與人格涵養(yǎng)的相輝映，它體現(xiàn)了藝術家的思想。在這里，設計者將他的思想以一種精煉的形式語言表現(xiàn)出來，形式不再是孤立于內容之外，它從頭到尾滲透延伸出其內在精神的存在。這種特有的手法高度概括其內容，使人在為其形式所贊嘆的同時也能深刻領悟到其真正的內在價值。

三、總結與啟示。

美是能觸動人心中的那一點靈光。它的表達形式和語言多種多樣。然而在當前的社會現(xiàn)實中，我們對于藝術美的標準總是會受到外界輿論的左右。然而藝術美學是一門人類學科，它的評價標準不應受外界的評論而有所動搖，每門學科有它自身的教學體系、研究領域以及專屬方法和評價機制。美學也應有它自身學科的自主性。就像人們常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每個人的品評標準并不相同，就如我們不能以一場橄欖球的比賽規(guī)則來評價足球，否則藝術美學只能成為眾說紛紜的大雜燴，而不能形成科學的系統(tǒng)的學科理論。詩人艾利略曾說：“一個造出新節(jié)奏的人，就是拓展了我們的感情并使它更為高明的人。”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表達美的語言與節(jié)奏的實踐是我們在觸及美的力量并為它感染和驅動之后的唯一途徑。因此如何使得藝術的形式語言能夠恰如其分地表現(xiàn)其內容，傳達出藝術的靈魂，是我們一直以來所探索的問題。首先我們的心靈要能感受到美，但美更在我們的身邊。藝術家的作品使我們感受到藝術美，它是一種直觀的感受。它包含了藝術家對于社會的觀察和思考，再經(jīng)過總結和提煉之后，它的藝術形象和意義更為豐富和飽滿。藝術美的發(fā)現(xiàn)與創(chuàng)造要求我們首先能感受到美，其次要求我們有足夠的知識和邏輯思維去總結它的特點，強化它的優(yōu)點，最后是藝術的創(chuàng)造和表現(xiàn)過程。如何感受到美并將美的形象與本質放入我們的心中再投射出去，使之成為藝術，要求我們不斷地探索實踐，加強對美的反映和發(fā)現(xiàn)。要求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要不斷深入地探索學習，發(fā)現(xiàn)美，創(chuàng)造美，營造藝術的存在。藝術創(chuàng)作的形式語言與其想表達的主題是不能分割而論的命題。藝術美學一直指引著藝術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思想。藝術的美需要感性的認識，但藝術美學的表達方式是科學的、清晰的。藝術作為哲學的分支，它是追求美學真理的一門科學知識。因此它必然需要邏輯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而研究藝術創(chuàng)作的形式語言就是研究藝術的重要方法。藝術表達出美，它結合著嚴謹?shù)目茖W知識和求善的道德，藝術美學以藝術和美為最終體現(xiàn)，藝術的最高境界是求美，而美是什么的答案仍是我們苦苦追尋的主題。美需要我們去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它需要好的形式和語言來表達，它的內容要是飽滿的符合真善及道德。美學成為一種學科，不僅因為人們追求美由來已久，更是因為關于美的知識越來越豐富，人們對它的研究深度越來越深入，它是一種五官可以感受到的情感。在研究藝術形式語言的同時我們也要明白各個學科間相互之間的聯(lián)系千絲萬縷，這也要求我們不僅要學習本專業(yè)的知識同時也要汲取部分其他專業(yè)或學科的知識，從而使美學的邊界更一步向外擴展，去探尋更多的表達藝術的形式語言，創(chuàng)造出更多有關于美的藝術。

中國古代教學思想論文

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有著豐富的和諧思想,古人對如何提高自身修養(yǎng),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最終實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方面有諸多的論述.儒家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強調人與人的和睦相處.道家重視”道“,遵道以行,虛靜處下,以建立和諧的治國秩序.墨家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主張個體與社會,道德與功利和諧等等.這些觀點可以用儒家的”八條“中的”修身,治國,平天下“概括之.而對古代和諧思想的梳理,對于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對于我國新時期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作者：譚玲艷李國俊作者單位：大慶石油學院人文科學學院,黑龍江,大慶,163318刊名：大慶社會科學英文刊名：daqingsocialsciences年，卷(期)：”“(6)分類號：b221關鍵詞：古代”和諧“社會思想現(xiàn)實思考

中國古代詩歌鑒賞論文

宋朝前后延續(xù)了300多年，其繪畫在隋唐五代的基礎上繼續(xù)得到發(fā)展。山水畫發(fā)展到宋代，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興旺景象，達到了中國古代山水畫的頂峰水平。無論從題材內容還是從表現(xiàn)形式和表現(xiàn)方法都更加的多樣化，出現(xiàn)了一批有杰出成就的畫家，他們以古人為師,以自然為師,以吾心為師,創(chuàng)作了具有豐富審美特色,面貌各異的山水畫杰作,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典范,在美術史上樹立了一塊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山水畫壇在五代的基礎上人才輩出,風格技法多彩紛呈,成就突出，這一時期宮廷美術全盛，畫院規(guī)模齊備，名家層出不窮，佳作碩果累累。畫壇上山水畫最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發(fā)展，出現(xiàn)了講究筆墨韻味的皴、擦、點、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畫造景重造化、重理性，審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漸轉向人文精神，這一時期美學著述獨到、藝術思潮活躍、繪畫作品精湛，是中國傳統(tǒng)審美文化的發(fā)展源頭。下面就兩幅名畫作說明。

《情戀蕭寺圖》是流傳在國外一幅影響較大的傳為李成的作品。此圖作為高山峻嶺，深溝巨壑，前景突兀巨石，以邊平緩，一邊峭拔，產(chǎn)生一種體積感和重量感。巖石的輪廓線，用筆堅實有力，所組成的表面結構具有質感。中景山澗瀑布飛流直下前景深潭，與遠景處一懸瀑形成互相呼應之勢。途中造型曲盡變化的“蟹爪樹”，樹干枝杈筆法穩(wěn)健有力，樹態(tài)展枝搖曳，顯得生動活潑。亭臺樓閣的飛檐很有特色，是李成山水畫的特點。縱觀全圖，筆法嫻熟老健，用墨層次分明，渾厚蒼勁。構圖呈自然開合狀，節(jié)奏明快，氣勢雄逸，使觀者猶如身臨其境。

《溪山春曉圖》作者惠崇。

此圖畫江南平遠山水景色。畫面前后始終以重山疊嶺為背景在這山溪河流中間，崗巒起伏，平渚相牽，其上林木蔥郁，花開爛漫，竹林深幽，垂柳依依。畫中布局取平遠之勢，但崇山疊嶺，云氣蒸騰，亦顯境界深幽，而縈繞于山間的河流、湖水與云氣融為一片，又使其境空靈渺遠。畫中筆法溫和平淡，近山、林木等勾皴外，山石多以染法，隨形變化，濃淡相宜。其敷色簡淡，醒目異常，增強了畫面春日融融的明麗氣氛。在這些平凡的景物里，畫家感受到萬物復蘇的歡欣。蘇軾詠惠崇《春江曉景》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

在欣賞諸多山水畫名作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不少的經(jīng)典之作都是以寒林、雪景為題材，而這種情景較集中地出現(xiàn)在北宋時期，在其他時期則比較少見。只有北宋時期穩(wěn)定的文化氛圍才能使得一種繪畫題材穩(wěn)定化、持久化。毫無疑問，北宋山水畫的藝術水平及成就是中國山水畫史上的頂峰。南宋山水的“一角半邊”似乎是當時殘山剩水的真實寫照，作品的完整性無法與之比擬。元代由于漢族文人士大夫沒有進入仕途的機會，所以并沒有太多展示他們藝術才華的機會，他們的藝術也只是“在野”的。明清時期更是趨向于筆墨技巧自身而漸漸忽略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技法和藝術內涵本末倒置是無法使他們的作品達到最高水平的。只有在北宋時期，統(tǒng)治者崇文抑武，使得文化和藝術有了更多的發(fā)展空間，正因為如此，畫家們才有寬松的環(huán)境來提高自己的藝術水平，雪景寒林山水畫的空曠之美也正是北宋文化博大空間的體現(xiàn)。

中國山水畫不講究形似，而是講究意境，以簡潔飄逸的筆法給欣賞者帶去精神上的享受。中國山水畫讓人看上去就感到寬廣，氣魄非凡，有“方寸之間見萬里”“氣象萬千”的氣度。

“奇”；中國山水畫既強調多樣性又強調統(tǒng)一性，反對平鋪直敘，反對景物雷同。

“遠”；具體說就是散點透視。“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中國山水畫不采用西方那種平視靜觀構圖“所見不周”的焦點透視觀察景物的方法，而是采取了視點活動的“三遠”表現(xiàn)法，打破了光陰和時間的限制。

重視立意構思的重要作用，提倡藝術形象是為了表達內心與外界之間的交流，“敢于使用程式化、裝飾化與夸張變形的手法，為對象傳神，為作者達意”；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計白當黑”審美觀念，色彩是以墨為主，以色為輔的，這種化繁為簡的創(chuàng)作方法更符合中國儒道思想所追求的那種平淡中庸、清心寡欲的境界。

中國古代的快遞業(yè)分析論文

值此論文完成之際，衷心感謝我的導師***研究員三年來嘔心瀝血的培養(yǎng)。

三年來，在課題設計、現(xiàn)場、實驗室工作、論文撰寫等各個方面，導師給予了悉心和無私幫助。導師敏銳的洞察力、淵博的學識、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及忘我的奉獻精神，是我永遠學習的楷模。

衷心感謝**大學衛(wèi)生學院**院長、**教授、**教授、**教授、**教授、**老師在學習、研究等方面給予的幫助指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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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與人文精神論文

摘要：

總之，我們正在積極探索實踐教學的具體實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體系。各文體的實踐性學習各成體系：既有分散進行、與理論教學相結合的實踐性學習，又有相對獨立、承擔多項教學目標的綜合性實踐活動。

關鍵詞：

一、詩歌部分。

作為廣義的概念，詩歌在中國古代涵蓋了古詩、詞、曲、民歌等內容。從認知、能力、素質三方面的教學目標來說，古詩、詞、曲的實現(xiàn)途徑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對這一部分內容，我們設計了三個實踐教學目標：識記、背誦名篇;理解、鑒賞古詩;對古詩進行文本解讀、設計教學方案并付諸實踐。下面依次談談具體操作。

1.識記與背誦。在本專業(yè)的培養(yǎng)方案中，職業(yè)及專業(yè)技能訓練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所有本專業(yè)的學生在入學初就按學號順序劃分為若干小組，每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導老師，按照系部制定的職業(yè)及專業(yè)技能訓練方案在兩年理論學習同時對學生進行技能訓練。本課程的實踐教學也依賴于這一前提，二者緊密配合，互為體系的組成部分。一定階段的內容結束后，老師給出必背篇目，每個小組的成員到本組小組長那里背誦過關，小組長做出詳細記錄并評分;小組長集中到學習委員那里過關并評分;學習委員的背誦情況則由任課教師直接負責。同時，老師在課堂上會進行不定時不定人數(shù)的隨機抽查背誦，抽查到的同學的背誦情況若與小組長記錄情況不符，本組同學需抽時間接受學習委員的檢查過關。這種方法比之期末試卷中的填空默寫更能落到實處。此外，職業(yè)技能訓練中每學期都有古詩背誦的任務。

2.理解與鑒賞。這一目標和實踐任務安排在第二學期專業(yè)技能訓練中的“文學作品欣賞”中，學生對給出的古詩篇目進行鑒賞，寫出書面的小文章，同組成員間互相交流，老師評改。

3.古詩解讀、講好一首古詩。古詩解讀安排在第三學期專業(yè)技能訓練的“文本解讀”中，學生從分析文本的角度寫出書面的文章，小組交流教師評改。詩歌部分結束后，安排時間由各組準備教案，選派一人在課堂上講一首古代詩詞。

4.在識記、理解、鑒賞、深入認識之后，分班組織古詩詞朗誦會，使學生對古代詩詞有一個感情上的升華。給出一定的準備時間，期間參賽選手可以請老師指導。班委做好會務工作。朗誦完畢，由學習委員、普通同學、老師組成的評委評分并確定名次，給出相應的獎勵。通過這樣扎實的過關，到綜合性活動朗誦古詩詞、講一首古詩詞的時候，學生基本上可以表現(xiàn)的游刃有余，也為他們今后在中小學課堂上講授古詩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個是語言的隔閡，一個是與政治、道德的緊密聯(lián)系，都使得學生學起來比較費勁。而要集中在課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現(xiàn)實的。因此需要學生在課前利用課余時間去自主學習，搞清楚文中的字詞、特殊用法、句式等，大體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課堂上，大家先互相匯報自主學習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組討論文章的主題、寫法、結構等。

1.課前預習。在每次課前一周布置預習內容，包括文學常識、文言字詞讀法意義、文章大意結構以及相關的問題。學生自己利用工具書、網(wǎng)絡等自主學習，并分組整理學習成果。

2.匯報學習成果。用一堂課時間讓學生分組解決上述基本問題，采用面對全班講解的方式，過后老師不再重復，只對缺漏的部分做出補充。

3.提高與升華。解決基本問題之后，針對選文中涉及的觀點提出一些問題進行討論、論辯，如王安石在《讀孟嘗君傳》中認為“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稱霸天下，讓學生結合戰(zhàn)國歷史對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培養(yǎng)學生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樹立自己觀點并證明自己觀點的思辨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另外，學生口頭討論之后，形成文字，在此過程中學習古人立論的構思和寫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實踐性學習可以充分發(fā)揮學生自主學習、探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并點燃他們對古代文化的興趣，同時能夠鍛煉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口語表達。課堂氣氛也從之前老師一言堂時的沉悶而變得比較活躍。

三、小說與戲劇部分。

小說和戲劇都屬于敘事性文體，很多古代的小說和戲劇也都搬上了現(xiàn)代熒屏。但總體來說，學生在這兩個方面的基礎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體操作方面，有細微的差別。

1.小說。

唐傳奇、明清小說的故事是學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內容基本上交給學生自主學習。大家互相講一講小說所寫的故事、對人物的看法以及對主題的討論，自由發(fā)表觀點。老師只對一些重要的文學常識和主題趨向進行總結和點撥。這樣就有效利用了學生已有的知識積累，也避免了在課堂上占用過多的時間去敘述故事情節(jié)，更重要的是學生感覺到自己參與其中了，會增強他們進一步學習和探索的興趣和動力。

2.戲劇。

戲劇部分是整個古代文學中比較難的地方，同時也是學生基礎比較薄弱的地方。雖然它與現(xiàn)代影視在性質、作用上有一致之處，但因為年代久遠資料缺失，學生很難直觀地去把握古代戲劇的真正面貌。所以在進入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電影《霸王別姬》，里面有許多古代戲劇唱段、扮相等，雖然主要是京劇，但已經(jīng)足以讓學生對古代戲劇有所認識了。看完之后，就結合影片內容講解古代戲劇的一些常識，并讓學生寫觀后感。

3.綜合性實踐活動。

小說、戲劇部分結束以后，布置學生按照分組，每組同學選取古代小說或戲劇中的某個片段或場景，自編自導自演一個小的舞臺劇。給出一定的準備時間，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劇本。學生通過選題、改編、分派角色到具體揣摩人物的語言、動作乃至心理活動，不止對戲劇和小說的文體性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且對古老的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親近感。

四、小結。

總之，我們正在積極探索實踐教學的具體實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體系。各文體的實踐性學習各成體系：既有分散進行、與理論教學相結合的實踐性學習，又有相對獨立、承擔多項教學目標的綜合性實踐活動。同時，課堂內的實踐教學與職業(yè)、專業(yè)技能訓練中的實踐學習雙線并行、互相配合。經(jīng)過這一系列的主動參與和探索，學生不僅在活動中掌握了知識、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像以前一樣對古代文學“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從內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遺產(chǎn)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歡上古代文學。這正是我們古代文學教學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那就是――發(fā)掘古代文學和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使她進入現(xiàn)代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現(xiàn)代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