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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論文

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領會關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斷和指示精神，讀懂“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信念密碼”“奮進密碼”“民心密碼”，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蹄疾步穩走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從“中國式現代化”中讀懂“許黨報國、矢志不渝”的忠誠之道，解鎖“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密碼”。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回顧百年__，從嘔心瀝血傳播真理的《共產黨宣言》首譯者陳望道，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英雄模范夏明瀚，再到戰功顯赫卻60余載深藏功名的戰斗英雄張富清，對黨忠誠是他們永葆一生的政治本色。我們黨一路走來，能在瀕臨絕境中突出重圍，能在極端困境中發展壯大，靠的就是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如果沒有對黨忠誠作為政治上的“定海神針”，就很有可能在各種考驗面前敗下陣來。黨員干部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定不移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要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堅定不移聽黨話，矢志不渝跟黨走，永葆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

從“中國式現代化”中讀懂“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奮斗之道，解鎖“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奮進密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回望百年__，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黨帶領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實事求是、真抓實干得來的。延安時期，毛澤東為延長石油廠題詞“埋頭苦干”，為黨的七大紀念冊題詞“實事求是、力戒空談”，激勵了全黨和邊區人民克服困難、艱苦創業、奪取勝利。通過苦干實干，共產黨人一路“大步流星”“風雨兼程”，中華民族終于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黨員干部要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勇于“當主攻”、敢于“登險峰”、善于“破難關”，積極主動勇往直前、奮發圖強，以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擔當，不負韶華、披荊斬棘的氣魄，奪下一個個“臘子口”、攻下一個個“婁山關”，讓中國式現代化的美好圖景早日變成現實。

從“中國式現代化”中讀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的為民之道，解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民心密碼”。“黨的領導凝聚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我們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回望百年征程，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從小小紅船到巍巍巨輪，我們黨之所以能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創造一個又一個“東方奇跡”，就是因為始終同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黨員干部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民心為大、民生為重、民苦為憂，始終與人民風雨同舟、與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囑，明白“我是誰”、弄清“為了誰”、弄懂“依靠誰”，主動走進群眾、深入基層，真心實意與群眾拉家常、交朋友，說真話、見實情，始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民有所盼、我有所辦，真正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現代化的貢獻論文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學生的人，他周游列國時有大批學生跟隨著。

就是說，“實”應當與“名”為它規定的含義相符合。有個學生問他，若要您治理國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說：“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天下熙熙攘攘名利來往。有什么好提倡呢。大多名不符實徒有虛名。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

道家講“無為”的學說。而儒家講“無所為而為”的學說。依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內，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結果之內。儒家就不像一個獨立的人而是一個嗷嗷待哺嬰兒，所以嗷嗷哭哭的哇哇大，讓別人替他做事，他就逼逼賴賴還逼逼賴賴出優越感。

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分內之事和分外之事本身就有待商議，知命有沒有強加的意志?又當又立。

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確可以稱做宗教。多少有些宗教的影子。

雖然從歷史上說，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后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圣先師”，也許是不無道理的-人類熱衷于造神運動，借由神的存在完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真是目的。儒家尤如此，滿口仁義道德實際道貌岸然。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論文

“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作為新時代的黨員干部，對深入開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發揮著先鋒模范作用和極強影響力，因此全體黨員干部應以“理想信念”“民本情懷”“斗爭精神”之筆，繼續譜寫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之華美新篇章，助力中國的巍巍巨輪在“復興之海”中行穩致遠。

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為筆，繪制出“一心一意跟黨走”的“忠誠”新篇章。黨的__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句話充分肯定了黨在祖國發展建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回望過去，可以發現，以勝利和成功為結果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策略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探索得到的。中國共產黨以其豐富的經驗、清醒的政治頭腦及科學的規劃，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斬除了無數“荊棘”，最終凝聚了磅礴力量，為人民交出了滿意答卷。展望未來，黨員干部們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誠心向黨、忠心向黨，以鐵一般的信仰、鐵一般的意志矢志不渝聽黨話、跟黨走，把對黨忠誠落實到行動上，繼而積極投身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建設中去。

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民本情懷”之筆，繪制出“一枝一葉總關情”的“為民”新篇章。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力量源泉，在謀求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征途上，黨中央也始終將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在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項偉大事業過程中，廣大黨員干部應繼續堅守“人民至上”原則，切實樹立公仆意識、群眾意識和良好服務意識，不能脫離群眾、輕視群眾、漠視群眾疾苦，面對未來，面對挑戰，一定永懷赤子之心，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深入到群眾中去，當好求真務實的“領頭雁”，做好群眾利益的忠實守護者，永葆為民服務的初心，同時還要注重扎根基層，深入群眾，用心傾聽其心聲和需求，切實圍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目標及人民實際所需，制定科學的發展方案，勤于作為、干出實績。只有堅持群眾路線，科學規劃發展建設走向，用心利民惠民，才能彰顯實干底色，繼續唱響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壯歌!

以“越是艱難越向前”的“斗爭精神”為筆，繪制出“一往無前虎山行”的“奮斗”新篇章。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開創性事業，也是依靠無數能人志士一同探索奮斗，在實踐中拼出來、闖出來，最終得到的偉大成果，它惠及全人民。新時代新征程，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努力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要想真正實現這一目標，不斷取得閃亮新成績，需要黨員干部們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沖勁，時刻保持敢于斗爭、敢于創新、敢于付出的“戰斗精神”，永葆共產黨人“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奮進姿態，敢于消除固步自封、安于現狀的消極思想，突破思想禁錮、打破一貫思維，凝聚創新意識，激發創新激情，直面挑戰、開拓創新，展現創新實力，用硬脊梁和鐵肩膀扛起新征程中的發展重任，以實干作風踐行責任擔當，以艱苦奮斗繪制“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新藍圖。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高速發展這條道路上，必然存在無數風雨坎坷，作為黨永葆活力的“生命之源”，廣大黨員要主動扛起責任，踐行初心使命，敢于和一切困難做斗爭，從而切實為國家、為人民創造更好未來!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論文

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

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廣大青年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當自覺沿著在“開局之年第一課”上指引的前進方向，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堅定決心、信心、恒心，鉚足干勁、闖勁、韌勁，“心心”奮“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

下定“堅為必成”的決心，以“一錘接著一錘敲”的干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大道至簡，實干為要。我們靠實干創造了輝煌的過去，還要靠實干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共產黨人憑著“一錘接著一錘敲”的實干奮進，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壯舉。奮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干擔當方能大展宏圖。廣大青年黨員干部當腳踏實地，埋頭苦干，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大力弘揚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深入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一棒接著一棒跑、一錘接著一錘敲、一茬接著一茬干，自覺主動到基層治理、鄉村振興、生態保護等艱苦環境、斗爭一線去磨礪自己，實現自身的價值，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續寫更大輝煌。

堅定“勇攻必克”的信心，以“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闖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通過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中國式現代化是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敢闖敢干、艱難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沒有敢闖敢干的拼勁，我們就會囿于現狀，事業發展就會停滯，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就不會提高。奮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勇闖才能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廣大青年黨員干部要自覺砥礪“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斗爭精神，挺起“泰山壓頂不彎腰”的鋼鐵脊梁，激揚“斗罷艱險又出發”的英勇氣概，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闖險關、敢涉深水、敢啃硬骨，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事業發展新天地。

永葆“篤行可至”的恒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回顧__，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我們靠的是“跟著走”的韌勁，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我們靠的是“星火燎原”的韌勁，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突破我們靠的是“一張藍圖繪到底”的韌勁。奮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是我們事業可成的必要保障。廣大青年黨員干部要拿出滴水穿石的精神、善作善成的毅力、老牛爬坡的耐性，不貪一時之功、不為一時之譽、不計一事之成，敬終如始、綿綿用力，以“功成必定有我”的自覺擔當，以“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自信從容，以“跬步之積至萬里”的堅定執著，爭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錨定__繪就的宏偉藍圖，踔厲奮發、勇毅前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輝煌。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偉大事業需要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去開創，廣大青年黨員干部當踔厲奮發“再揚帆”、銳意進取“創佳績”，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局面，不負時代、不負青春、不負美好明天!

中國式現代化心得論文

要加強能力提升，讓領導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經受嚴格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在復雜嚴峻的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長才干。中國前程正似錦，青春奮斗正當時。在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上，當代青年干部要盡情綻放“青春之花”、用“心”奏響“中國式現代化之曲”。

秉承一顆“為民心”，以人民至上“填歌詞”，豐富中國式現代化內涵。“民者，萬事之本也。”在黨的__報告中，提到“人民”二字高達一百余次，“人民”兩字貫穿始終，“人民至上”飽含在字里行間。“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堅持人民至上是黨百年奮斗的成功經驗，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價值追求。廣大年輕干部要站穩政治立場、堅定不移跟黨走，永葆為民初心、牢記為民使命，把人民當“心上人”，將群眾事當“心頭事”，將人民情化為“血肉情”。“群眾利益無小事，一枝一葉總關情。”廣大年輕干部要在一次次入戶走訪中知百家情，在一件件小事、糾紛中解百家困，在一場場促膝長談中暖百家心，這樣才能積跬步以至千里、積小流以致江河。

秉承一顆“奮進心”，以踔厲奮發“作節奏”，展現中國式現代化風采。“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從雜交水稻到青蒿素，中國科學在一次次實驗中探索“新出路”;從青藏鐵路到中國高鐵，中國交通在一代代的接力中跑出“加速度”;從嫦娥探月到祝融探火，中國航空在一個個零件的堆砌中創造“新高度”。這一項項成就都得益于中國共產黨人埋頭苦干、篤行不怠、矢志不渝的精神。“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在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廣大年輕干部要向優秀前輩學習，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中要敢啃硬骨頭、勇挑重擔子，在國家需要之時要有“召之即來”的覺悟，在困難面前要有“來之即戰”的勇氣，踏上征程要有“戰之必勝”的決心。

秉承一顆“清廉心”，以兩袖清風“奏旋律”，唱響中國式現代化華章。“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要樹立選人用人正確導向，選拔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廣大年輕干部要明確黨的事業發展的“需求側”，將“政治過硬”當作首要標準，以“清正廉潔”繪就履歷“最美底色”，精準對接干部隊伍“供給側”。廣大年輕干部要筑牢“清廉根”、勤上“政治肥”、常修“貪欲枝”，嚴格遵循“八項規定”，扣好人生中“第一粒扣子”;要以一顆“清廉之心”做好群眾工作，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保持“兩袖清風”的政治態度;要避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加強個人作風建設，砥礪品格操守，自覺接收各方面監督，保持“中國式現代化之曲”的“小清新”。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論文

我們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為人民所喜愛、所認同、所擁有的理論，使之成為指導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

人民群眾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讀懂黨的__報告背后的“人民情懷”，廣大黨員干部要始終堅持“人民至上”，汲取人民的“信仰偉力”、厚植人民的“斗爭偉力”、凝聚人民的“發展偉力”，將“人民至上”貫穿本職工作全過程、各方面，不斷提升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滿意度。

堅持“人民至上”，汲取“信仰偉力”，準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要守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重大原則，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與人民風雨同舟、心心相印，著力解決好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堅持“人民至上”，汲取“信仰偉力”，要堅持一切從人民出發，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不離群眾左右，確保理論有“高度”、學習有“進度”、實踐有“力度”、民生有“溫度”，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要聚焦老百姓急難愁盼問題，確保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把“中國式現代化”精髓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堅持“人民至上”，厚植“斗爭偉力”，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歷史反復證明，以斗爭求安全則安全存，以妥協求安全則安全亡;以斗爭謀發展則發展興，以妥協謀發展則發展衰。”堅持“人民至上”，厚植“斗爭偉力”，要善始善終依靠人民力量，激發民族大業不斷向前發展的內生動力，以壯士割腕捐軀的正氣、勇氣、銳氣和愛心、信心、決心，著力提高自身本領，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長才干。唯有緊緊依靠人民，前進道路上才不至于迷失方向，無論是風高浪急還是驚濤駭浪，人民永遠是我們最堅實的依托、最強大的底氣。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需要始終與人民風雨同舟、心心相印，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囑，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變為精神和物質食糧，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堅持“人民至上”，凝聚“發展偉力”，準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堅持“人民至上”，凝聚“發展偉力”，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聚焦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準確對標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制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系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做到遠近結合、上下貫通、內容協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探索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大膽探索，通過改革創新來推動事業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號巨輪行穩致遠。

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與思考論文

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自己所肩負的崇高使命，歷練成長為具備現代化理論、現代化思維、現代化本領的“現代化干部”，勇挑重擔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不斷向前。

深入學習“守正創新、根植國情”的現代化理論，做“信仰如磐心如炬”的“紅旗手”。中國式現代化既基于中國國情的實際特點，又突破現有理論的框架高度，是新時代黨領導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結晶”。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入學習領會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思想內涵，特別要深入體會其根植本土的“泥土芬芳”，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內核”，注重把握其歷經“千錘百煉”的“實踐價值”，在深學細研、常思常悟中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始終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誠“捍衛者”和現代化科學理論的忠實“實踐者”。黨員干部要做到思而行之、知行合一，以實際工作為“抓手”讓科學理論在基層土壤上“生根發芽”，并為進一步更新完善理論體系提供可靠依托。

不斷開拓“因勢而動、順勢而為”的現代化思維，做“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弄潮兒”。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還有許多未知的領域亟待探索，還有許多未解的難題亟待化解，廣大黨員干部應不斷增強對事物的洞察力和鑒別力，培養敏銳的視覺、聽覺、嗅覺來發現潛在問題、聆聽時代呼喚、捕捉重要機遇，敢于面對新局面、接受新事物，并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惟改革者進，惟創新者勝，黨員干部要以改革破題、創新開路，順應時代大勢打破傳統思維定式，以思想破冰引領實踐突破，以新路徑、新技術、新理念攻堅克難。但創新的同時也要守住中國式現代化的“根和魂”，始終不忘中國式現代的“總基調”和“主旋律”，讓“創新之花”有條有序地綻放。

持續練就“居安思危、敢于斗爭”的現代化本領，做“跋山涉水渡險關”的“排頭兵”。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風險與挑戰并存，危機與機遇同在。廣大黨員干部奮戰在偉大事業的一線，必須始終堅持底線思維，以高度的清醒與警覺提早謀劃，提前防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凡事三思而后行。萬丈高樓不會平地而起，中國式現代化的事業也不會一蹴而就，黨員干部應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筑牢“基礎”，打好“堤壩”，穩扎穩打，循序漸進。前行過程中遇到急流暗涌，黨員干部應當不推諉、不逃避、不畏縮，發揚大無畏的斗爭精神，勇開“頂風船”，愿挑“千鈞擔”，做一名任勞任怨的“搬山工”，牢牢把責任使命扛在肩膀上、刻在骨子里、落在行動上，在擔當奉獻中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巨輪行穩致遠。

論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律移植論文

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工業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城市規劃的合理與否越來越關系到一個城市能否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下去。而作為市政建設內容的城市規劃，在解決城市建設和發展目標的核心問題同時，合理運用美學特征提高城市等級定位及城市文化建設品味及質量。本文旨在對透過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凸顯現象進行分析，運用美學特征對城市未來發展做以探究。

隨著現代化工業進程的不斷深化，全國大中城市普遍形成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基本概況，缺乏城市獨特的人文性美學特征，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也越來越受限于不合理的城市規劃。而美學特征作為城市規劃的重要一環，已經成為提高城市建設品味，增強城市環境質量，深化城市文化底蘊的必要因素，綜合運用美學特征對城市進行規劃設計，使城市在經濟發展浪潮中體現本城市的文化內涵，彰顯宜居性、人文性的城市底蘊。因此，本文對現代化進程中的“千城一面”現象進行剖析，從美學特征入手探討城市人文性的傳承延續，使歷史文化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得到進一步深化，并依據美學特征對城市功能分區進行前瞻性規劃設計，力求在城市規劃的初期階段破除“千城一面”發展現象，使各城市能夠依托自身文化價值發展為獨一無二的特色城市。

在全國的城市發展現象中，都經歷了破除傳統建筑形制并發展現代化工業建筑類型的“千城一面”進化過程，資料表明，在前，能夠代表或體現中國農耕文化的民居、經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古村落有5000個，而如今只剩下不到3000個，而這個數量也會隨著工業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而逐漸減少，這一進程的'發展不僅是由新階段的城市規劃所帶來的影響，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工業化程度加深，行政導向作用的統一化發展以及歷史文化斷層現象帶來的文化缺失，使城市失去個性文化特征，趨同發展。

(一)經濟工業化進程促進城市加速發展。

作為“千城一面”現象最直接的推手，無疑是經濟因素。經濟的快速發展就必然導致城市規模迅速膨脹，城市新增建筑數量的多寡是城市規模和城市經濟能力最直接的體現。而新增建筑卻未完全依托城市規劃的結構形態和的空間布局原則，形成了與城市本身文化特質所不符的現代化高樓大廈，而整體性的城市規劃無法完全發揮自身功能而畸形發展，直至被擱置廢棄。

(二)行政導向作用促使城市發展統一化。

在城市發展的規劃過程中，行政導向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中小城市的現代化新城區的發展，大多呈現功能分區式分別發展的狀況，從整體和長遠發展來看缺失地域文化特色、空間布局和功能分區與自然環境等狀況不相協調等問題。同時，作為行政導向發展下的城市規模，也多以其他大中城市為模板，缺失本地區美學特征及文化內涵。

(三)歷史文化斷層現象導致城市缺乏個性特征。

城市的形成發展離不開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發揚，現如今的城市概況卻缺失了文化傳承因素，脫離了地區發展的根源，割裂傳統與現代性的關聯，盲目拓展城市規模，缺失地域文化特色，使城市缺失發展個性。從歷史文化的美學特征來看，各城市均有屬于自身的魅力所在，深入挖掘城市傳統文化，不僅是對歷史文明的繼承和保護，也是提高城市文化品質，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內容，對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城市美學特征的人文性體現。

(一)城市文化傳承性和延續性。

城市作為歷史文化的物質載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歷史文化風貌和當前的文化追求。在城市發展進程中，對傳統形制建筑進行拆除改造修繕為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不一定是對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更多是將西方城市發展規模和進程強行移植，形成相似度極高的城市發展現狀，而本地區的特色文化卻在城市發展中蕩然無存。

為了打破各城市高度相似性的狀況，應深入調研并發掘本地區所具有的歷史文化狀況，將城市作為文化傳播載體，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將地區文化進行推廣發揚。

(二)城市建筑美學的構成價值。

在城市空間規劃過程中，依托原有自然地理格局，對城市中各因素進行美學布局，充分發揮本地區的文化內涵，融合民俗美學及現當代設計，傳承并發展城市傳統的靜態美感與時代性動態美感，凸顯人文性情懷。

(三)歷史文化背景下的標志性建筑。

保留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標志性建筑，并依托該地理標志對周邊建筑形制進行整體規劃，明確區域功能，使其促進城市的長期發展，形成完善的城市空間布局結構。在美學角度看，歷史建筑能夠保留至今，也與現代建筑在形制上形成視覺化對比，彰示歷史文化內涵。

三、城市美學的前瞻性規劃設計。

為了有效避免“千城一面”城市規劃建筑現象，在對城市的整體設計規劃中，應考慮區域文化內涵，依托歷史文化底蘊對城市做以前瞻性的規劃設計，形成既保留傳統元素的現代性建筑形制，也發揮現代性設計因子潛能的新型城市美學規劃。

首先，深入調研歷史民俗文化，對民俗等傳統文化場所進行保護性修繕，形成區域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開發出結合自然景觀等內容的傳統民俗場所，體現城市文化內涵，提升城市形象，增強城市區域化的美學研究價值和藝術氛圍;其次，針對城市核心區域內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建筑形制，遵照美學特征對該建筑類型進行整體設計，規劃出符合本地區特色的新穎城市風貌，豐富城市內涵。

四、結語。

總之，在城市規劃的發展戰略問題中，結合地域文化美學特征，做出符合區域實際需求、適度彰顯歷史文化內涵的城市美學規劃。有效杜絕“千城一面”城市發展窘況，使城市處在融傳統與現代為一體的良性健康可持續發展之中。科學合理的規劃設計對城市的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結合美學特征所作出的城市規劃是對城市的新發展，也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必由方向。

中國式現代化論文題目一等獎

中國式現代化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開局之年的“關鍵一課”，廣大黨員干部當從中汲取思想偉力、精神動力，執筆書寫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協調發展、和諧共生的“新答卷”，在邁上新征程的道路上奮力鋪展開中國式現代化新圖景。

厚植初心使命“鮮明本色”，執“為民之筆”奮力書寫“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黨百年來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是以舉國之力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脫貧攻堅事業，為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書寫好“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要瞄準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堅持“民生”跟著“民聲”走，將平日工作的“辛苦指數”轉化為群眾的“幸福指數”;要激活共同富裕的“發展引擎”，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凝聚共同富裕的“奮斗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凝心聚力、砥礪奮斗，走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之路。

厚植文化振興“鮮明成色”，執“奮進之筆”奮力書寫“協調發展”的文明答卷。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富口袋”與“富腦袋”同等重要。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既注重物的全面豐富，又強調人的全面發展，既涉及物質的富足，也強調思想的引領、文化的滋養、精神的支撐。書寫好“協調發展”的文明答卷，在夯實現代化物質條件，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上，要注重補齊“精神食糧”，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鑄魂的基礎性工程，不斷提高精神文明建設水平;要注重挖掘“內在聯系”，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發展、相互促進;要注重推進“同頻共振”，匯聚“同心同向”的強大力量，全力構筑精神文明新高地。

厚植美麗中國“鮮明底色”，執“發展之筆”奮力書寫“和諧共生”的生態答卷。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人與自然的深度融合，探索走出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時代的現代化新路，達到和諧共生狀態。在新征程的奮進過程中，書寫好“和諧共生”的生態答卷，要致力于綠色低碳全面化，嚴守綠色發展“底線”和生態保護“紅線”，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要致力于污染防治多樣化，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持續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要致力于治理水平現代化，以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為引領，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協同繪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卷”。

“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和實踐論文

《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文章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走得通、行得穩，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廣大黨員干部應堅定道路自信，回溯“昨日中國”，深思“中國道路從何來”;著眼“今日中國”，細悟“中國方案何以能”;建設“明日中國”，明辨“中國巨輪向哪去”。讀懂“何以中國”，學思踐悟，知行合一，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力量。

“中國道路從何來”：千年蝸行摸索，百年篳路藍縷，十年砥礪奮進。千年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百姓孜孜以求的偉大夢想。它植根上下五千年深厚歷史，從奴隸制到封建王朝，從小農經濟到商品經濟，從諸子百家到獨尊儒術……諸多嘗試、百般探索，為中國道路厚植理論沃土。百年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不懈奮斗的宏偉目標。把準中國國情之脈，汲取蘇聯模式經驗教訓，創造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高屋建瓴、步線行針，為中國道路奠定實踐基石。十年來，中國式現代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光明前景。打贏脫貧攻堅戰，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鍵一步……穩扎穩打、久久為功，為中國道路提供有力保障。

“中國方案何以能”：堅強制度保證、打破西方迷思、創新發展途徑。“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我國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植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得起治國理政實踐檢驗，深得人民群眾擁護。著眼今日中國，優越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根本政治保證。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從根本上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避免大國崛起路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既吸收借鑒其他現代化文明成果，遵循現代化建設一般規律，又注重“走自己的路”，順應時代發展大勢，超越“零和博弈”思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中國智慧，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多樣的途徑。

“中國巨輪向哪去”：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中心，堅持斗爭精神。建設明日中國，要堅持黨的領導。“越是壯闊的征程，越需要領航的力量”。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領會、認真把握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堅定不移跟黨走，矢志不渝樹忠誠，用實際行動踐行“強國有我”的責任擔當。建設明日中國，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眾智謀事必明，眾力舉事必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真正將人民群眾的關切和利益放在心中、落在實處，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民有所盼，我有所辦”，把人民群眾滿不滿意、答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設明日中國，要堅持發揚斗爭精神。黨員干部要積極主動投身到偉大斗爭實踐中去，經受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不斷增強斗爭本領，在斗爭中經風雨、壯筋骨，堅定斗爭意志，錘煉斗爭本領，努力在現代化進程中創造新業績、展現新作為。

論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法律移植論文

【內容提要】在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應當要處理好法制變革與社會發展，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法律本土化與國際化，法律制度與法律意識之間的矛盾關系。法制變革應當要與現代民主政治、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建設同步進行，應當吸收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吸納他國法律文明的先進因素，在現代法律制度建構的同時，特別應重視現代法律意識在全社會的牢固確立。這些均是中國法制變革應當要做好的基礎性工作。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旨在實現現代法治社會，促進社會進步與文明發展的現代法制變革運動。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特殊的國情與文化背景的國家進行法制現代化變革，需要我們處理好諸多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與關系。

一、法制變革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在對中國法制變革進行研究時，國內外有些學者常常認為西方法制發展屬于“內發型”法制現代化，而中國則屬于“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是對西方現代化的沖擊而做出的回應。確實，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事實上從一開始就處于相對不利的環境之中。即相對于西方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建成的相對成熟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以及比較發達的物質文明而言，我國在各個方面都相對落后。這幾乎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極為頭痛的問題。這種反差極易帶來一些不良的心理，比如或急躁，希冀一蹴而就趕上發達國家；或抱怨，總以外國的標準來衡量國內的事情；或崇外，喪失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等等。而為了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多發展中國家常常將法制變革當做推動社會發展的手段。其實，這實在是一個誤區。

在論及法律與社會經濟關系的內在關聯時，馬克思指出：“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還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集中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頁。）相對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言，法律畢竟是第二性的因素，其內容決定于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法律雖然對社會發展也有能動的反作用，但這種能動作用只有與社會發展內在要求相一致并基于一定的社會關系條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綜觀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法制變革，其屢遭失敗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沒有基于相應的社會生活條件來進行。如清末修律、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后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的《臨時約法》，均是在沒有根本觸動甚至是在保持、維護原有政治、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企圖僅靠法制變革而實現其社會理想。這樣，盡管其頒布的法律均涉及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內容也具有一些近現代革命性的因素，但這樣的法律在現實生活中幾乎形同廢紙，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這種功利性的法制變革除了留下失敗的慘痛教訓外，對整個社會幾乎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影響與觸動。（注：國內學術界對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有相當一致而清醒的認識。即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在于它首先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然后對整個社會的經濟、教育、文化等都進行了相當徹底的變革。國外也有學者對中日兩國的法制變革運動進行了對比研究，也得出了與上述觀點基本一致的結論。參見（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上），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13―376頁。）。

現代法治社會的建構與實現，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同步進行，而法制變革則貫穿于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過程的始終。離開了民主政治，所謂的現代法制不僅難以建立，而且即使從形式上建立了現代法制模式，其在社會生活中也會出現扭曲、變形、走樣甚至形同虛設的情形。因為沒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制從產生、運作到實施，整個過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學化、合理化，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現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辦事原則便只能是一句空話。同樣，沒有市場經濟作基礎，公民的平等、權利、自由等現代法律意識便無法培育，社會主體的個性便無法真正得到解放。因此，現代法治社會絕不是也不可能僅靠法制變革就可以建立起來，它事實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法制變革的不斷發展、成熟中而不斷成長起來的。法制變革與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乃是互為前提、相輔相成、互相推動與制約的關系。我們應當要充分認識到兩者之間這種客觀存在的互動關系，充分認識到在有著上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中國進行法制變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充分認識到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建設對于法制變革的重要意義。

現代法制模式的建構并不是人們純粹主觀構想或愿望的產物，更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法制變革實踐乃是漸進的、逐步深入與拓展的，它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埋頭苦干而不是浪漫主義的幻想，需要的是足夠的耐心與理性而不是急功近利，希冀一蹴而就，需要的是各種社會條件的同步成長與成熟而不是僅靠法制變革就可以實現一切。如果說從形式上架構完備的法律體系是為現代法治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的話，那么，現代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的具備則為現代法治社會的建立提供了現實性與基礎條件。現代法制是在一國社會發展和內部結構變遷過程中緩慢生長起來的，法制變革固然有促進與加快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但是，從根本上說，是現代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培育與推動了現代法制的成長與真正實現。換言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的充分發展為法制變革提供了最恒久而可靠的源動力與保證，法制架構乃是對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建設成果的鞏固。因此，要實現現代法治社會，我們在進行法制變革的同時，首先必須大力推進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文化建設，這才是中國法制現代化所必須要完成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工作。

二、法制傳統與現代法治的關系。

許多人在論及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艱難時，莫不將中國傳統法制及其法律意識視為是最重要的障礙因素之一。誠然，以自然經濟和封建皇權政治為其產生土壤的中國傳統法制，其主要內容與現代社會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它反映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與黑暗，其糟粕與弊害確實不勝枚舉。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中國傳統法制并不僅僅純粹是封建皇權意志的體現。相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產物，它在許多方面體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氣質和心理，體現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世界觀、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內在底蘊。換言之，有著上千年沿革演變歷史的中國傳統法制，其影響并不是或不可能隨著制度層面的法律體系的崩潰而完全歸于沉寂消滅。即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它以其特有的歷史慣性對今天的社會仍然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而從實踐上看，綜觀世界各國的法制變革，至今尚無能夠盡棄其傳統而取得成功的先例。

爭與較量，這種碰撞所帶來的結果便是落后的、腐朽的觀念被淘汰、拋棄，而先進的、正確的觀念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肯定。這種碰撞實質上是一種思想解放過程，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中不可跳越的階段。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新舊觀念的碰撞過程中，我們應當懂得，傳統與現代的劃分并不是僅以該事物出現的時代或時間為依據的，而應當以其是否能夠與該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相適應，是否能夠促進該社會的發展，是否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為判斷標準。對此，海外學者余英時指出：“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神力量”，因此，“文化雖然永遠在不斷變動之中，但是事實上卻沒有一個民族可以盡棄其文化傳統而重新開始。”即“每一個民族的傳統都有其特殊的現代化問題，而現代化則并不是在價值取向方面必須以西方文化為依歸。以前的人，把‘西化’和‘現代化’簡單地等同起來，顯然是一個錯誤。”他援引克拉孔的話說“德國19所頒布的魏瑪憲法便是顯例。這個憲法作為一個抽象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當精彩的，可謂民主精神的充分體現。但由于它完全脫離德國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來便一敗涂地，最后竟導致希特勒的崛起，釀成大禍。”（注：參見余英時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頁。）國內也有學者不無憂慮地指出，近代中國每一次社會變革無不是從批判傳統開始的，然而在這百余年的社會動蕩與變遷中，每一次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拋棄與否定，帶來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東西的失落，直接導致的卻是數千年文化中的糟粕沉渣泛起。（注：參見梁治平著：《法辨――中國法的過去、現代與未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2―3頁。）可見，傳統的東西雖然是在過去的歷史中產生的，但并不意味著所有傳統的東西必然伴隨著歷史的過去而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同樣，現代的一些東西雖然是在現時條件下產生的，但并不意味著它就一定具有現代性。在對待傳統法律文化的問題上，我們首先不能情緒化地、簡單地將它看作是與現代社會相對立的東西，而應當看作是具有一定歷史合理性的存在，看作是人類文明的歷史性積淀。

中國傳統法制文明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它并未因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反傳統浪潮而歸于消滅。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傳統法治思想影響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傳統法治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價值。因此，在法制變革中，我們誠然應當從整體內容上對傳統法制進行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決不是徹底拋棄，而應當是對傳統法制的揚棄與整合，將傳統法制中有益的、合理的因素吸納進來。這種吸納不是對傳統法制具體內容的簡單承繼，而是對傳統法制文明中體現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因子進行正確取舍。沒有這種吸納和繼承，法制變革就會失去持久而堅固的民族心理認同力量、民族精神凝聚力量和民族文化支持力量，其變革必難持久。

在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將與糟粕混雜攙和在一起的中國傳統法制文明精華從傳統法制的母體上剝離出來，實現其根本的現代性轉換，乃是中國法制變革所應當完成的一項龐大工程。這需要我們必須靜下心來對傳統法制文明進行系統整理、甄別、歸納，將那些阻礙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糟粕剔除出去，并且給予毫不留情的揭露與批判，而將那些適應中國國情和社會發展的有益因素保存下來并發揚光大。事實上，中國傳統法制中有許多有待我們去深刻思考和挖掘的東西，有相當多的部分是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有我們值得汲取并有助于中國社會發展的營養。比如中國傳統法制比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評價，講求法制與其它社會控制手段之間的相互協調與配合，將“德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法制運作過程中，既強調法制的重要性，也重視執法者的自身素質修養，特別注重為政者的道德品質與典范作用；它建構了一套形式完備的官吏推薦和選拔制度，形成了體系嚴整的整飭官吏的監察制度；它注重法律運作的社會效果與道德意義，強調社會關系的和諧與穩定，形成了社會調解與法制運行相結合的社會調控體系，并注重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等等。當然，我們在這里決不是為傳統法制大唱贊歌，我們要說的是，傳統法制作為中國傳統文明的組成部分，對當代中國的法制變革而言，并不是要不要繼承的問題，而是繼承什么，怎樣繼承的問題。對此，法國學者勒內?達維德說得好：“在法的問題上其實并無真理可言，每一個國家依照各自的傳統自定制度與規范是適當的。”（注：參見（法）勒內?達維德著：《當代主要法律體系》，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譯本序第2頁。）。

三、法律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關系。

在研究世界各國的法制變革時，美國學者弗里德曼對下列現象有些大惑不解，即“許多第三世界領導人似乎同意這種看法，不管其民族主義熱情多么強烈，法律越現代化，即越符合歐洲的模式，一定越能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以出現了各種矛盾的怪事：非洲和亞洲的熱情建國者，在許多方面是反對西方的，卻拒絕他們自己的法律傳統而從進口的奢侈品中建立法律制度。”（注：參見（美）弗里德曼著：《法律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頁。）然而，這種法律制度的整體移植有沒有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他們所期望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呢？其實我們至今尚未找到相關事實證明這一點。

確實，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各國在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中，法制變革也呈現出一種國際化趨勢。從世界文明的共通性來看，法律制度作為人類文明的形式之一，其相互交流、融合與移植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無論是在亞洲還是在歐洲都早已有之。對于中國法制現代化而言，走法律國際化之路既是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需要，也是中國法制變革的需要。埃爾曼曾指出：“法律制度自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的移植是常有的情況。當改革是由于物質或觀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對新的形勢不能提供有效對策或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時候，這種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注：參見（美）埃爾曼著：《比較法律文化》，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14頁。）布魯斯?坎格爾也指出，當一個國家處于政治、經濟發展的關鍵關口，移植某些先進的制度可以“成為推動這個社會系統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催化劑。”（注：參見（加拿大）布魯斯?坎格爾著：《時間與傳統》，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47頁。）我們認為，在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國際經濟一體化所提供的世界各國法律文明相互交融與學習的機會，移植其他國家已經形成的并為實踐和歷史證明是成功的和成熟的法治經驗與運作機制，移植那些帶有規律性、規則性、操作性的法律及法律技巧，是有利于加快中國現代法制的建構進程的。

界各國法律體系趨向完全統一，或存在著一個評判世界各國法律體系的共同標準；它代表了世界各國的立法者基于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同構性所產生的法權要求和應然秩序的一種普遍性認識，以及不同國家和民族對人類基本道德價值和文明的共通性的相互認同，但決不是意味著世界各國的法制變革可以不顧本國國情而對他國法制模式照搬照抄。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建構并不是文字符號的簡單堆積，并不是單純的理論假設和邏輯演繹。法律制度乃是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生活條件的集中體現，它反映了該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情況和內在要求。它既是一國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也是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生活得以正常運作的機制條件。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的法制變革必然與該國社會內部的現實生活條件緊密相聯，必然以本國社會內部的物質生活條件關系的不斷變化為自己最根本的和最強大的動力。因此，法律的國際化必然要以本土化為前提。

在法制變革過程中，如何調整好法律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關系，找到兩者相交融的切合點，并實現兩者的有機統一，乃是第三世界國家所必須解決好的時代課題。就中國而言，我們首先當然要在立足于本國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基礎上，架構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世界上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已經有了上百年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建設歷史，積累了相當豐富而成熟的法制經驗，形成了相當有效的法律運作機制。這些法制經驗、知識與思想乃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我們必須在本土化的基礎上，走國際化道路，將世界上其他國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會發展規律和經濟規律的知識與經驗吸收過來，將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與生產力解放的因素吸納進來，將那些反映社會進步的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移植過來。這不僅對于中國的法制變革具有有益的借鑒與啟迪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國社會進步的步伐。

四、法律制度與法律意識的關系。

中國傳統社會是“禮法”社會，法律相對于道德而言處于次要的位置。建國以來，由于我們長期忽視、排斥法律功能，法律虛無主義思想和人治觀念曾一度占主導地位。“文革”期間，法制更是遭到嚴重破壞。對于法律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注：《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頁，第293頁。）。

我們認為，就法律制度建設而言，至關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執法等幾個環節和方面。現代化的法制要求建立科學合理的法律創制系統，使立法主體能夠按照立法的權限和程序，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一般規律來制訂相關法律。這種法律體系從形式上來看必須做到體系嚴整、概念嚴密、程序嚴格、邏輯嚴謹，具有形式合理性；從內容上來看，能夠真正反映社會關系的法權要求和充分表達人類社會基本價值取向，充分尊重人權、人的價值和尊嚴，具有價值合理性；它還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制度。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和審判權，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定程序進行司法運作，任何干預司法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抵制和處罰。任何受到不法侵害的人都能得到法律一無例外的救濟，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不枉不縱的矯治與懲罰；此外，它還要求建立嚴格的行政執法制度。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嚴格按照法律和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實施。任何濫用權力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權力的濫用而給社會主體造成的損害都能通過法定程序得到救濟。從而切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更不能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法，以權廢法。

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現代法制的完善固非易事，但現代法律意識的確立尤為其難。因為中國傳統法制在價值取向上，一直將法律視為制服民眾、實現皇權專制統治的“刑”。強調人治、強制、專制、特權、依附、集權等法律觀念，這與主張法治、自由、民主、平等、獨立、人權等現代法治思想是根本不同的。（注：公丕祥教授在對傳統法制與現代法制進行系統深入地對比考察后，概括出兩者在價值取向上存在著迥然相異的十一對“方式變項。”參見公丕祥主編：《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上卷），第78頁。學術界現在也已形成這樣的共識，即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盡管他們在對待法律與道德的問題上相對而言究竟孰先孰后，孰輕孰重略有分歧，但將法律視為是“帝王之具”、“御臣之術”、“制民之道”的觀點上則是完全一致的。梁治平先生指出：“其實，儒、法兩派關于‘法’的分歧只是態度問題，而非理解問題。對法理解在它們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成問題，當然也無須提出來討論。”參見梁治平著：《法辨――中國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頁。東漢時的王苻則對此說得特別露骨：“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垂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王苻：《潛夫論?衰制》。）而任何一種法律制度不管它設計、制定得多么完備精致，但“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個別的人來使法律機器進行運轉和對它進行操縱。”（注：（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30頁。）也是事實。因此，要使現代法律制度得以良性運作，使現代法律精神得以貫徹，就要求整個社會必須樹立全新的現代法律意識。它首先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員必須樹立行政行為的“法無授權即非法”的基本觀念，嚴格依法辦事，將各個國家機關、組織、部門及個人的權力嚴格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其次，它要求普遍提高廣大立法者、司法者和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的業務素質和道德素質，培養其忠實信仰法律，愿為神圣的法律奉獻一切，為實現法律的正義與公平而毫不畏懼困難和犧牲的崇高品格；再次，它要求在廣大社會民眾中樹立起法律具有至上權威性的意識和民主、平等、權利、“法不禁止即自由”等現代法律觀念，懂得用法律來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形成自覺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良好社會風氣。

能實現的。這樣，“社會上既沒有普遍的平等和平等觀念，則縱有最華麗的法律規定也只是一紙空文，‘先進’的民法和合同法不免徒有虛表。”參見史際春：《〈合同法〉的喜與憂》，載《法學家》，第3期。）近代中國法制變革之所以如此艱難坎坷、舉步維艱，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現代法律意識一直未能在中國占主導地位。而公民現代法律意識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這除了需要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進行現代法律觀念的宣傳、教育、灌輸外，最根本的途徑乃在于現代民主政治充分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充分發育和現代法律文化的趨于成熟。在于從政府機關、司法機關、社會組織到普通民眾等全社會都形成法律至上、依法辦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律觀念和秩序，法律在日常生活中不僅得到普遍的信服與信仰、而且全社會能普遍養成一切以法律為行為指南的習慣。惟其如此，現代法律觀念才能在社會占統治地位，現代法治社會才能真正實現。

當然，中國法制現代化是極具復雜性、艱難性、漸進性的社會發展運動，其中的諸多矛盾關系遠非本文所能涵概。比如除上述幾大關系外，還有政治與法律、制度創新與意識形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權威與自治、法律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法律調整與其他社會控制手段等。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但是有一點我們不應忘記，中國的法制變革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是在有著獨特文化傳統與國情背景的中國進行的，它從一開始就決定了無論是在基本價值取向、路徑選擇還是在動力機制、目標模式上，均必然會呈現出與西方法制現代化不同的個性特質。這應當是沒有疑問的。

淺析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論文

制度變遷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浙江行政學院副研究員何顯明，浙江大學哲學社會學系揭艾花。

【內容提要】社會制度是現代化變革的關鍵性因素。對于后發國家來說，由于追趕發展的壓力異常沉重，而技術、知識及人力資本等現代化動力因素又難以在短期內取得突破性進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從根本上講，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核心問題，就是建立同現代化相適宜的社會制度框架問題，而制度變革的成效往往直接決定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興衰成敗。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在建設性意義上實現了制度變革的結構性突破，建構形成了容納和支撐現代化變革的強有力的權威體系以及實施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的體制與組織架構。而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則表明中國在此基礎上初步建構形成了一個有效的社會激勵結構，打破了現代化建設動力長期不足的僵滯局面。

社會制度結構及其功能的革命性變遷，既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現代文明濫觴及其在全球范圍擴張的重要根源。以形式合理性為圭臬的現代性社會制度，為分工條件下的人類社會合作提供了穩定和可預期的規范秩序，提供了一種相互交流、合作的機制，并使這種分工合作的范圍不斷得以擴展，使人們創造的文明成果得以為全人類所共享，從而極大地加快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步伐。與此同時，理性化、功利化的現代社會制度所構建的社會激勵結構，極大地調動了每一社會個體從事社會生產實踐，尤其是創造性實踐的積極性，使得現代社會的發展充溢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內在活力。現代化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社會制度創新不斷激發和調動技術創新、思維創新，不斷激發社會創造性活力，進而促進人類整個生存方式和生存世界日新月異變更的過程。本文試從制度變遷的社會績效角度，檢視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九死一生的坎坷歷程及其社會制度根源。

一、社會制度的結構性變遷與工業文明的濫觴及其在全球范圍的擴張。

社會制度是制約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的關鍵性因素。在一定的技術和社會條件下，制度的改進與創新，往往可以在短期內極大地改變社會的面貌。就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思維創新三者關系而言，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與思維創新的重要前提條件，制度創新構成了技術創新與思維創新的社會動力保障。技術創新不是制度創新的簡單派生物，但技術創新只有在相應的制度體系的依托和支撐下，才能真正轉變成為變革社會的現實力量，而不至于淪為與社會生活實踐無涉的“奇技淫巧”。同樣，先知先覺者所取得的思維創新成果，也只有獲得制度條件的支持，落實為現實的社會制度安排，才能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才能融入公眾現實的生活實踐。

[1][2][3]。

中國式現代化論文標題

“開局之年第一課”上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這要求我們運用系統思維深刻認識、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5個方面的中國特色、9個方面的本質要求和5條重大原則，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是什么”;也要求我們在正確理解“是什么”的基礎上，運用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思想和方法，更加篤定“如何干”“怎么辦”的方法論，撥開重重迷霧，駕馭復雜局面，統籌做好工作。

一要用實踐的觀點深刻把握“知”與“行”的關系。

“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馬克思主義哲學活的靈魂就是實踐。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套。立足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面對的新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__提出“六個堅持”和“五個重大原則”，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指引和實踐方法。廣大黨員干部要深刻把握其思想理念、實踐立場、辯證思維和基本原則，增強戰略的前瞻性，正確把握大勢，認清大局，做到任憑風浪起而“穩坐釣魚船”;增強戰略的全局性，著眼于事關事業興衰成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問題，謀劃戰略目標、制定戰略舉措、作出戰略部署;把戰略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在因地制宜、因勢而動、順勢而為中把握戰略主動。

二要用辯證的觀點深刻把握“破”與“立”的關系。

“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難走向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從來就沒有教科書，更沒有現成答案”。守正創新是新時代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思維方法，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就是一個在繼承中發展、在守正中創新的歷史過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要深刻認識“破與立”、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讓創新的“破”與守正的“立”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一方面，要守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對我們選擇的道路、認同的理論、堅守的理想目標，要永葆志氣、骨氣、底氣，堅持自信自立，堅持道不變、志不改。另一方面，要順應時代發展要求，積極識變應變求變，以滿腔熱忱大力推進改革創新，敢于說前人沒有說過的話，敢于干前人沒有干過的事，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優秀成果和先進經驗，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三要用發展的觀點深刻把握“穩”與“進”的關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一年，黨中央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經濟面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極其困難的背景下，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高于全球經濟增長水平，并提出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的全年增長目標。在開局之年提出5%的增長目標，既能夠保持經濟發展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又充分考量了當前的經濟環境，實事求是，留有余地，有助于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在發展中防范和化解風險隱患，為拓展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贏得了主動、贏得了優勢、贏得了空間。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既兼顧公平，又促進效率，要求我們既要全力拼經濟搞建設，抓項目、促投資、穩增長，又要守底線、保安全、惠民生，讓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轉化為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立足新起點，謀劃新發展，要從系統的廣度辯證處理好中國式現代化的若干重大關系。落腳到廣大黨員干部工作實踐中，就是要將系統觀念作為干事創業的“橋梁”，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找準“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點領域，抓住“落一子而滿盤活”的關鍵環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實際行動精準發力、集中攻堅，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全面落實。

淺析中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論文

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西方社會全面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以及科學技術的運用，使得啟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義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類發展的美好藍圖。同時，資本主義的興起也是現代化的開端，學者唐曉峰總結美國文化地理學家戴維?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時指出“資本的登場和運行，是現代性造就的總根源。”[1]啟蒙的現代思想家們認為以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的改造，會為人類帶來繁榮、平等、發展以及美好的未來。然而，啟蒙的理想家卻未曾想到資本主義的現代進程并沒有預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帶來的經濟的、政治的、競爭性、戰爭危險等非理性因素給人類帶來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紀中葉，人們開始對空間問題思考正是對現代性困境的一種回應，西方文藝批評界“空間轉向”潮流、“空間批評”的興起正是這種生存境遇的回應，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質疑和反思。

一、現代性的興起。

以上一些論述顯示出“現代性”的雙重維度。首先，作為一個時間概念，“現代性”是與西方社會中世紀相區別的社會時間階段。現代性經歷過最初的萌發、穩定的過程和迸發的突顯，此為時間氣質的現代性思想。其次，作為“現代”與“過去”的不同，或者說現代化的改變（改造）。這種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間的轉變，戴維?哈維所說的“創造性的破壞”反過來一樣是可行的――破壞性的創造，在這個資本主義破壞性的創造和創造性的破壞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們看到得是一種循環往復的過程――一種作為歷史實踐過程的現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內容，具體看來可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政治層面上的現代性。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確立正是一種政治概念的現代性的體現，現代國家講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則，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紀的神學觀念，即是一種制度的現代性。第二，經濟層面上的現代性。資本主義強調的是生產和市場的自由發展，工業經濟、商品經濟規模也越來越大，封建的自足經濟和莊園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資本主義主導的工業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啟蒙理性主義的現代性。啟蒙思想家們的理性規劃，通過科學的觀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維去發展、追求一種人類的解放。“合理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理性的思維方式的發展，確保了從神話、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來，從專橫地利用權力和為我們自己的人類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來。”[6]理性主義是現代性的一個核心的、重要的觀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須受到它的審判。第四，人的現代性的體驗。在現代的歷史社會中，人類既作為主體進行著現代性的規劃，同時，又是作為客體接受現代性所帶來的全部經驗，這意味著我們要根據自己的內在世界的體驗來解釋這個世界，經由這種體驗所表達出來的態度，就是作為文化表征的現代主義。

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表現為一種物質實踐的過程，現代性不可避免同時也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除了要將時間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之外，“各種獨特的生產方式或者社會構成方式都將體現出一系列獨特的時間與空間的實踐活動和概念”。[7]資本按照自身的邏輯進行空間實踐，都市成為現代性的標志。

二、現代化都市和空間實踐。

現代性問題與空間性的問題聯系密切，造成斷裂不僅是表現在時間方面，空間的分離更是其顯著的標志。都市的現代化或者說城市化主導了空間的裂變，“1848年之后，現代主義看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都市現象”，[8]資本主義的城市化的過程不在只是單一的生產的空間，“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利用來生產剩余價值”，并且，“成為生產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設和管理成為現代經濟規劃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間本身按照資本的志趣和生產邏輯而創造出來的現實，也是資本主義空間實踐的必然結果。列斐伏爾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資本不斷變換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矛盾的改變，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間實踐過程中，“空間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財產造成的空間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對可以互相交換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處理空間的科學與技術（資訊）能力”[10]資本主義要求對空間“巨大”化的追求空間的生產以及資本在空間中利用、收益的最優化，這種整體上的要求卻是與單體個人對空間訴求之間產生矛盾與沖突，并且，隨著空間實踐過程的加快這種矛盾也會愈演愈烈更加尖銳。

理解這一過程最需要我們抓住的的是空間的改變對處于空間內的各種關系的影響，空間生產這一實踐過程對人類生存境遇和文化語言產生著持續性的影響。在現代性與空間問題的關聯中，面對晚期資本主義新一輪的空間生產方式以及靈活轉換的積累，西方當代知識分子以空間為重要平臺張開了對資本主義的批犯和反思，繼承著自由人類的理想，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展開豐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對啟蒙主義運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延續。

三、空間批評和文藝批評的“空間轉向”

資本主義積累方式的轉變以及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轉型，帶來了不同以往的現代性的體驗，對社會歷史、文化生活、文學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空間生產（按資本的邏輯）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對都市大眾的內心體驗和情感體驗產生著深刻的沖擊和影響。此時的語境中，時間的表達顯然已經不能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話語理論，人們在全新時空體系中尋找生存的表達話語，空間批評成為人們對自我生存體驗的最新解讀。

20世紀中后期以來西方學術界“空間轉向”成為當代只是分子關注的焦點，不同的思想家帶著不同的規劃以空間聯系在一起，“正在出現的跨學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間’、場所’和‘文化地理學’的問題之上”，[11]對空間的這種關注，已經在很多方面和多種角度地進入了文學研究，呈現為一種互動的關系：跨學科互動。“空間轉向”和文藝批評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中，文藝理論中空間問題得以重新把握。文學作為話語實踐的重要方式，是人類重要的實踐活動。從空間的角度注視文學成，同時，文學的空間批評本身也是空間理論中最具美學意義的表達。通過對空間的關注表現為對空間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間批評，文學“揭示現代性空間重組的文化政治內涵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從而揭示出文學生產與社會生產的內在關聯”[12]西方學術界這種空間理論和文學批評相互交融的情景不僅有助于上述兩個方面理論的展開、交互和建構。

在當代空間的理論視野下，政治、消費、民族、階級、國家、性別、意識形態等在空間實踐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藝實踐的過程與這種異質性的場所交匯，作為話語實踐的重要方式，承載著人類關注自我生存、參與改造世界的理想。從空間的角度以馬克思主義批評傳統理論平臺注視文學與文化成為當代人類關注自身的理論方式，人們在詩人的心靈之中也進行著空間形態的文學體驗。文學藝術不僅是詩意的表達，文藝實踐和空間實踐是同步一體的，并且，這兩種表征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批評形態都在實踐中展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傳統，文學的體驗空間以展開對深層資本城市化進程的描述使空間實踐和文學表達辯證統一，方能全方位、深層次理解資本主義的現代化。

在現代化資本的空間生產帶來了城市化的問題，同時，空間則作為一個整體而納入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之中，“創造性的破壞”成為都市空間生產的標志，空g由此成為人類生存境遇中一個不得不面對和思考的問題。“空間轉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產生，并且，整合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之后迅速成為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反思社會的尖銳武器。文藝批評也正是在于“空間”問題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評理念，同時，也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回歸。

參考文獻：

[1]唐曉峰.巴黎城記?序言：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m].（美）戴維?哈維著，黃煜文譯.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m].劉建基譯，北京：三聯書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維?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m].黃煜文譯，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社會產物與使用價值.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韋格納.空間批評：批評的地理、空間、場所與文本性.閻嘉主編，文化理論精粹讀本[c].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37、136.

[12]謝納.空間生產與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0.